活的应用和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任何语言都处于发展变化中。普通话也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一经推广，必然会与各地方言产生接触。在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关系中，方言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受普通话的影响更大。而实际上，从方言口音普通话的形成和扩散来看，弱势语言也会对强势语言产生影响，那些容易被迁移的成分往往是方言中的强势成分，是方言区人习得普通话时不易放弃的。至于方言中哪些成分容易被迁移、怎样迁移，原因是复杂的，且涉及语言接触的深层机制。

　　其中，相似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人们在判断相似度时常带有主观性：对于说者而言，方言和普通话的相似度越高，方言成分越难放弃，而对于听者而言，却不一定是相同的结果。这是由于不同的相似度引起的听觉上的差异是不同的，而且这里涉及听者的心理因素、认知能力、语言背景等方面。根据不同程度的差别，人们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比如，邢福义提到过“有没有＋VP（动）”原本在普通话中使用受限，只“在对事物作静态的断定，表示‘是不是有所VP’的意思才用”。对人物行为作动态的叙述，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随闽粤方言的传播逐渐进入普通话。虽然答话“有VP”还是刺耳，但问话“有没有VP”已经普遍被北方人接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普通话里“有没有”后面本来就可以出现四种语言成分，即NP（名）、AP（形）、VP（动）和NV（名动：主谓）。这使后件“VP”获得了良好的结构发展空间，为叙述性“有没有”进入普通话产生类化作用。结构上的相似性使得方言句式进入普通话变得合情合理。

　　语义的空缺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两种语言之间总有找不到对等成分而形成语义空缺之处。基于语义不对称的原因，为准确生动地表达同时考虑到经济省力的原则，自然就会选择最确切最熟悉的表达方式，而不会“迁就”普通话。如吴语拷贝式话题结构“NP1（么）NP1VP1，NP2（么）NP2VP2”在表达话题功能时就比普通话更直接，如，“我工作么工作弗来赛；屋里么屋里也弄弗好，娘亦生病哉”。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得变成“我工作又不行，家又弄不好，妈又得了病”，但往往不能完全体现该话语功能，若要尽可能体现话题的功能，必须用更啰嗦的形式，如，“我论工作吧，工作不行，论家务吧，家务又弄不好……”因此放弃该方言句式的难度比较大。

　　出于交际策略需要的因素也不应忽视。如“动叠+补语”结构在北方话中受到压制并最终消失，而在南方方言中却持续存在，并有渗透进普通话的趋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吴语等南部方言中，“动叠+补语”并不一定都是表达委婉含蓄和礼貌的语气。比如听到“想想清爽”并不觉得比听到“想清爽”心理上更舒服，甚至感觉语气更严厉、更生硬。而普通话里动词重叠末音节改读轻声，语义上表示“动量小”或者“时量短”。朱德熙就指出，“用在祈使句里， 可以使口气显得缓和些”。那么采纳“动叠+补语”后，就可以表达出委婉、含蓄的语气。比如，原来普通话的动补结构“擦干净”就比“动叠+补语”的“擦擦干净”显得生硬多了。因此，也许正是因为普通话在相应的语境中缺乏委婉表达的方式，出于语言交际策略上的需要才接纳吴语等南方方言中的“动叠+补语”结构并“容许”其不断扩散。

　　普通话和方言的标记性也是相关因素。母语迁移具有选择性，其中语言的标记性被视为迁移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F. Eckman提出了“标记性差异假说”，指出只有在目的语成分标记更强时的语言差异才会导致迁移。反之，当母语结构有标记而对应的目的语结构无标记时，迁移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来说，无标记形式比较强势，在语言对抗中不容易放弃或比较容易习得。至于为什么无标记形式比较强势，沈家煊等认为，无标记成分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因而最易引起人的注意，容易被储存和提取，最接近人的期望或预料；用显著的事物来认识和推导非显著的事物，这是人的一般认知规律。所以，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组合形式也比较简单，符合“经济原则”。常用成分不加标记或采用短小的组合形式，显然是出于经济或省力的考虑。如李文浩指出，汉语动词重叠式在其发展历程中，语法意义经历了从“量增”到“量减”的根本性转变，一开始表示“量增”时，无须做出标记，是无标记项；而表示“量减”的动词重叠式属于新兴用法，是有标记项，V—V、VV儿、VV（轻声）都是有标记的。吴语动词重叠式的末一个音节不读轻声，仍属于无标记的。尽管在今天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吴方言“动叠+补语”结构中的一部分动词重叠也可以分析为时量短、动量小，但是作为一种使用频率较高的语法结构，“动叠+补语”并没有受到压制而缩小存在的空间，反而被广泛运用，并渗透进普通话，使得北方话中原本已经因为不符合认知语义规律而最终消失的“动叠＋补语”的形式又“死灰复燃”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弱势语言也会对强势语言产生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语言成分的标记性。强势语言不代表其成分都是无标记的，弱势语言也不代表其成分都是特殊的、有标记的。

　　常见度也有影响。常见度是指某种语言现象在各种方言里的常见程度。同一现象对不同方言背景的人来说，常见度是不同的。这跟他经常接触的人的语言背景有关。某种方言形式越常见就越难放弃。虽说“有＋VP”随着南方影视节目北上以及粤语和闽南话势力的扩大而被逐渐接受，但还是比较刺耳。而叙述性疑问句式“有没有＋VP” 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一是因为普通话有类似的用法，为吸收南方的“有没有＋VP”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二是因为疑问焦点前置的问句除了闽粤客方言以外，在吴语、西南官话、下江官话中也广泛存在，因其常见，说者不会意识到明显的方言特色，也比较容易被北方听者接受。

　　频率的差别。两个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差异，除了有某个说法说或不说之别外，还有使用频率的差别，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吴方言普通话中语气词“的”的过度使用，主要是吴语句末的“葛”与普通话的语气词“的”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尽管两者大体上相对应，但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差异，其中有说或不说的差别，也有使用频率的差别，而这种使用频率的差别最易渗透到方言区人讲的普通话中，而不易被当地人察觉。

　　一般地说，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大多是吸收该语言所没有或所缺少的成分，起着补充、丰富的作用，可以说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一种动力。普通话与地域方言之间接触的广泛性，是其他语言或方言之间所无法比拟的。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方言与普通话社会地位的差异，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更大，方言的特殊成分越来越少，而方言中有活力、表现力强的部分如果具有了全民性，就会融入普通话中，使其变得日益丰富与完善。研究作为弱势语言的方言对强势语言普通话的影响，对于加深我们对普通话的现实变化和发展趋势的理解，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以及研究教学语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