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是战后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先验解释学、认知人类学、交往社会伦理学等领域贡献卓著。对康德以来知识论的改造和重建贯穿了阿佩尔整个哲学生涯，是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们都在纠缠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一主题。在传统哲学关于此问题的追问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冲突由来已久。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的心灵是所有知识的基础，而经验主义则认为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都是从感官而来。
康德的批判哲学以批判人的认识能力为主要目的，试图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康德看来，在知识论的问题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各对了一半”，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先天认识形式和后天感觉表象相结合而形成的。一方面，和经验主义一样，康德承认外界客观事物的存在，但又坚持认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作为现象的基础，是绝对不可认知的存在之物；另一方面，他也部分地向理性主义靠拢，承认知识的主体具有认识的先天能动作用。“不可知的物自体通过刺激我们的感官而给我们以感觉的材料，这个感觉材料与主体的综合能力相结合，就产生了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基于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和改造，康德提出了主客二元分立的知识论预设。这一具有调和意味的知识论预设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使哲学界演变成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峙状态”。
康德知识论预设中的“先天综合判断”为知识确立了可靠的先验基础，弥补了唯理论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科学的基础性危机。然而在阿佩尔看来，康德的知识论预设与自然科学或许是契合的，但却难以完全捕获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阿佩尔对康德以来的知识论进行改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寻求到一种更具解释力、更具包容性的哲学基础。阿佩尔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置于当代哲学语境之中，发展出了他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阿佩尔把康德式的关于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转化为“对我们在言语和论辩时总是要取得的无可避免的前提的追问”。
阿佩尔认为，“语言学转向”的句法—语义学阶段并未走出方法论唯我论的怪圈，要有效地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认知旨趣理论必须出场。按照阿佩尔的见解，人类有三种基本的先验认知旨趣（兴趣），即控制客观化的情绪世界的旨趣，交往性理解的旨趣和批判的解放的自我反思的旨趣。虽然这三种旨趣在构建人类有意义的经验内容上不可或缺，但阿佩尔强调，认知旨趣作为一种意识先天性条件，只是人类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除却意识先天性，人类知识的另一个先验条件是身体先天性，二者是所有知识的互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有效的知识形式的批判，都无法绕开这两种具有互补性的知识保障条件。“人类的身体先天性的实际活动是所有知识的必要条件，且这些活动与知识‘先验’条件中的‘认知旨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重建知识论的探索中，阿佩尔以解释学的“语言交往共同体”充实康德的先验范畴，直面“普遍有效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试图从语言的维度寻求知识的规范性基础。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科学哲学基础问题的合理解决均离不开语言交往的先验概念，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先验哲学首先是一个解释学问题。“在知识整体性的观照之下，解释学与行为科学的知识可以互补，可以部分地弥补相互的有限性。”在解释学和行为科学这两种知识之外，阿佩尔提醒人们还需共同预设第三种知识，即批判的社会科学知识。“我们在了解了自己所受的限制之后，必然要再进一步超越该限制。”在阿佩尔看来，唯有通过批判的社会科学才能超越人类的自我局限。批判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和反思因果法则的知识和意义理解的知识，使人们认识到因果知识所掌握的行为规律并非普遍必然的现象”，从而使人类知识与文化得以自我批判，不断向前递进。
与哈贝马斯一样，阿佩尔认为，除了本体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外，人与人之间还存在沟通理性，有了沟通，才有在实践中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可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知觉性认知交换以人与人之间的解释性认知交换为前提，而理解有时也会发生局部中断以借助于一种准客观的说明性科学来分析其对象从而达到理解的目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知识正是在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反映的是某一主体对另一主体实践行为及实践成果的协商性认可。这种基于“实践”的主体间共识也是知识获取或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总之，在阿佩尔看来，康德以来的知识论预设只着意强调先验层次、人的理性、旨趣、能力等意识先天性条件，而忽视了身体先天性。“身体先天性条件同样内在于生活世界，必须通过身体行动才能得以展现，是一个既先验而又实际的层次，或是一个准先验（quasi-transcendental）的层次。”人文社会科学要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必须获得意识先天性和身体先天性的双重保障。在改造和重建知识论的过程中，阿佩尔建构了他的先验语用学理论，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有价值的探索。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