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1915—1926年间。中译本是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的，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   资料图片

　　20世纪，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不仅开启了现代音韵学研究之门，也将汉语方音与中国音韵史研究的关系问题引入汉语学界。高氏在将《切韵》作为单一音系研究中国音韵史的同时，也为汉语方音勾勒出其基本理论模式，即“汉语方言除闽语外，都是从 《切韵》分化而来”。这一同质模型（或称“单线模式”）随着对《切韵》性质的讨论，以及汉语方言形成历史、汉语方音与《切韵》的比较而受到质疑。张琨、谢蓓蒂提出了将《切韵》作为异质论代表的双线发展模式。以罗杰瑞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学派”更是抛开《切韵》，直接从现代汉语方言入手，通过选择几个或十几个方言点进行历史比较，构拟出某“古方言”，如古闽语、古粤语、古吴语、古客家话等。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材料的异同，找出方言间的对应关系，并构拟出原始形式，以重建“原始汉语”。

　　普林斯顿学派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普林斯顿学派关于原始语的构拟在学界并未得到广泛接受。反对的理由大体有如下几点：一是与语言类型学相违背（如原始闽语六套塞音的构拟*p-、*ph-、*-p-、*b-、*bh-、*-b-）；二是于古无据，所构拟的语音没有文献作为证据；三是未考虑原始语的层次问题。

　　尽管反对之声颇多，我们仍要充分肯定普林斯顿学派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和意义，这是有原因的。

　　其一，它的基本假设与工作程序相契合。罗杰瑞既然假设闽语是超越《切韵》而直承上古汉语的产物，因此直接从现代闽语比较入手，构拟原始闽语，而不考虑《切韵》系统，这一工作程序与其背后的基本假设是符合的，在方法论上无疑取得了其合理性。

　　其二，它是严格执行历史比较法的结果。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基本程序，一种对应关系代表一种读音，如果一种语言的两种读音与另一语言的一种读音相对应，而前者找不出分化的条件，只能在原始语中构拟两种语音形式。按照这样的原则，普林斯顿学派对原始语的构拟是完全符合历史比较法程序的。

　　不过，纯粹方法的演练自然不能让人信服，它对于现代方言演变过程的解释力的深度也受到质疑。因为它侧重于方音来源的绝对时间，而对于相对时间缺乏关注，同时在时间上的挖掘深度也比较有限，无法勾勒出更早阶段的面貌。此外，它对语言中空间要素的把握也有所欠缺。

　　汉语方音的重建方法各有局限

　　随着汉语方言研究从共时描写走向历时层面的探讨，学者们一方面通过汉语史与方言的比较形成互证；另一方面从人文历史背景反观方音形成的过程，对汉语方音史的重建与理论模式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对方音重建的内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下分析几种代表性观点，及其背后方法论上的局限。

　　一是公式派。该派认为，某原始方言只是综合反映所比较后代语的字音分合关系的最大公约数，或曰“公分母”，反映的是方言古音保留到现代的情况，而不是该方言真实的最古老面貌。不区分层次、接触，在同质假设基础上构拟的原始语只是对语音对应的总结。

　　这一观点表面上绕开了原始语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在方法的操作上也相对简单，避开对共时方音性质的判断，但这并不能解决更深层面的问题，因此它离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二是实质派。该派认为，某原始方言包含了一个单一的音韵系统和形态系统，没有方言或个人的变异，即假定构拟的语言在所有语言人口中是统一的。换言之，构拟出的某原始方言应当确实反映了语言实体，也可以用来解释现代方言的发展历史。虽然历史比较法有局限性，当后代所有语都完成某音变，则无法还原早期读音，其音值并不一定能体现出原始语的实际情形，但其重建的目的仍是接近于真实存在过的语音。

　　这一认识以语言同质性为前提，从纯公式的赋值中脱离出来，语言实体性陈述较能为人所接受。但从目前研究看，其方法在操作上存在一定困难，而有的研究虽指出是实质派，但方法执行与公式派无太大差异。因此，如何在总结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追求能反映实际语言的原始形式（尽管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未必都致力于原始语的构拟），这是该方法论需要有所突破之处。

　　三是层次派（或“无原始语”）。以闽语为例，假设原始闽语的形成过程是先经过百越族的底层转换，到古闽语的不断汉化，再经过历代中原汉语和周围方言的层次渗透，最终形成现代闽语。从层次的视角看，由于闽语是不同时间、空间地域方言层次的叠加，当逐层剥离这些外来层次时发现，虽然在时间主轴上也暗含前后连续的演变（还有闽语自身的演变），不过层次的源头是外来的。因此，层次还原的最后，原始语是个空无所有的概念。是否要构拟一个时间上模糊、成分上具有多重层次叠加的“原始语”，这似乎并非大部分层次分析者的终极目标。

　　近几十年来，围绕层次研究展开了多方实践，它对于语言史的相对时间与空间问题的关注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这一观点似乎带来一个革命性后果：它取消了普林斯顿学派式的对于原始语的构想。而如何离析出方言中包含不同地域来源、不同年代层次，则仍有讨论的空间。因此，如何寻找符合汉语各方言史实且在语言演变上具有解释力的方法，便成为关键问题。

　　重新界定汉语方音的重建

　　如上所述，各家对重建的理解各不相同，撇开各家定义内涵的差异，我们站在汉语方音形成史的解释力上，对汉语方音重建进行重新界定。真正的汉语方音重建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完成理论突破。

　　一是文献与比较的互证。以往的重建比较强调方法的演绎。这是由于无论是比较法还是内部重建法，都不仰赖文献材料，历史语言学中的构拟通常被理解为推求无法用书面文献资料证实的语言（或语族）的某些发展阶段的状况。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历史比较法本身具有二重性（dualism），即比较法的执行是一回事，而对运用该方法而得到结果的解释是另一回事。前者是逻辑推导和公式展现，后者则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它们是比较法的一体两面，属于不同的两个步骤。从汉语方言看，如果不考虑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历代通语对方言的辐射，不结合中国方言形成的历史，所谓的重建实则是违背比较法二重性原则的。

　　二是时间和空间要素的结合。时间要素包含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两个层面。前者指音变在时间顺序上的先后，即某一音变发生在另一音变之前还是之后，通常从音理上判断；后者指某音变发生的确切年代。我们既要将这两个时间概念纳入考量，也要重视空间演变类型的研究，因为如果单纯谈时间，就把来源的问题忽略了。比如当某语言的层次有不同的地域来源，演变类型在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类型时，我们无法从纵向演变排列音变顺序，只能从地理演变类型看时空先后。因此，时空两要素需并重。

　　三是不同性质读音的区分。语言接触与连续式（也称“新语法学派式”“规则式”“条件式”）音变、扩散式音变、滞后音变具有不同的触发机制，语言变化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难以区分的是扩散式音变、滞后音变与语言接触造成的层次。尤其是当几种读音都处于同一音变链中时，如何区分由于音变的滞后或受干扰、中断造成的残缺和由于不同层次的交叠而形成共时层面读音的不一致？汉语方音重建应当建立在对这些不同性质读音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

　　四是弄清方音重建与汉语音韵史的关系。我们应当将方音重建的一些问题放在整个汉语音韵史中进行考量，而不是完全脱离汉语音韵史而自立门户，因为要厘清原始语到现代方言的演变，除了现代方言内部比较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闽东方言的语音特征及其历史演变研究”（15CYY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