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早就被赋予文学史的显赫地位，作为文化资源的富矿，更被后人持续地发掘和再加工，提供互文本生产的无限可能空间——比如版本、校勘、批注、评说、续写、改编等。就改编而言，《西游记》的后续加工文本，无论是观念、形态、演变、数量，乃至涉及的国别与地区、跨媒介迁徙的扩散，其丰富和复杂的程度，都是另外三部名著不可比拟的。赵敏的《〈西游记〉跨媒介改编创意研究》在2022年正式出版，对《西游记》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的改编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

　　时代感

　　这本新著包含两个醒目的关键词，即“跨媒介”和“创意”。它们都不是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概念，而是将问题置入当代的知识背景，于是新概念得以转化成分析工具，最终造就观照《西游记》改编研究的新思维方式。“跨媒介”的概念来自当代社会“媒介化”的现实处境，也对应着《西游记》改编几乎跨越所有媒介形式的文本迁徙景观。这个全新的视角扭转了以往改编研究常见的以文本为参照的惯习。从文本提升到媒介，意味着更紧密地关联着社会与文化，而不再停留于互文关系的研究水平。改编问题的研究，除了文本之间的比较性考察，媒介环境的特性、演变与拓展，其影响更加举足轻重。“早期的改编研究一般分门别类地按照媒介属性展开”，“而21世纪以来，跨媒介改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潮流，宏观、综合性的研究开始成为改编研究的趋势”。应该说，这个看法是充分考虑到当今新旧媒介融合的现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改编观念，并更多兼顾到受众、产业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互动关系。

　　关于“创意”，著者认为，“改编是一种文化创意行为，是利用文化资源进行的再创作”，“创意不仅是文化产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创造性活动的一种价值标准”。“创意”的观点摒弃了传统改编观念的“原著中心论”，以及把改编文本视作经典文本附属品的基本定位。在这个新的认知背景下，经典文本成了文化资源，而改编文本则成了“不断开掘《西游记》这座富矿的再生产过程”。著者把改编活动归入“创意”的行列，旗帜鲜明地反对改编附属于经典文本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当代的《西游记》改编，不仅活跃于各种艺术媒介，成为文化创意实践的先锋，而且开拓和更新了改编创意的理念和路径，成为文化创意理论研究的热点。”研究《西游记》的改编，不只是研究各种案例，更重要的是研究其创意的理念和路径，这才是这本新著致力去实现的目标。

　　“跨媒介”和“创意”成为该书的两个关键词，让这部新著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感。著者因为吸收了丰富的当代理论资源，并将之作为分析工具而令该书的面貌焕然一新。比如，针对孙悟空的形象演变，著者首先以丰富的史料印证了有关神猴、猴行者等多方面的来源，继而采用弗罗姆的原型批评理论，肯定了孙悟空形象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并把孙悟空的原型看作一个原生动力系统。

　　对于近年来时兴的网络文学改编，该书也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在不同的章节一再提及。香港版的《大话西游》给《西游记》的网络改编提供了崭新的创意，而“网络文学改编不同于其他媒介，具有自己的属性特征，那就是空间性”。很明显，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转向，结合网络独有的媒介特性，也影响到著者的研究观念。这使著者把《西游记》看作一种“记忆装置”，而网络文学改编也借助媒介的“空间性”，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出现了《悟空传》这样被经典化的改编文本；另一方面，群体性的“70后”参与《西游记》改编，也因为“‘大话’过度、深度欠缺而备受诟病”。这个看法，也是把网络媒介的特性与《西游记》改编文本的跨媒介拓展相结合后才提出来的。

　　除此之外，讨论《西游记》中“女儿国”改编时提出的女性问题，讨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童降世》时提出的主体性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同样是借助了具有时代感的理论资源，由此也赋予这部新著焕然一新的学术面貌。

　　整体观

　　“跨媒介”和“创意”被视作《西游记》改编的两个基本特征，在书中也形成了改编研究的一种整体判断。所有的史料提供、理论讨论和分析评判，都不再只是其本身，更成了从整体上把握《西游记》改编研究的基础。著者没有被大量的改编文本及其带出的具体问题所淹没，而更注重一种整体把握的观念和态度。当“跨媒介”被当作全新的眼光，那些不同时期、不同形态、不同地域的改编文本，便在媒介跨越的背景下显出各种关联、互动和融合的态势。一方面，描述《西游记》改编的历史演变及其逻辑；另一方面，又从媒介跨越中梳理作为整体展开的那些共性和丰富的表现形态。

　　而“创意”作为整体的定位，则明白无误地揭开经典文本与改编文本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无形中提升了改编文本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改编文本除了具备经典文本的诠释功能之外，其创造性的一面更能反映文学发展的深层次规律。相对于经典文本，改编文本的“创意”还包括诸多的修改、充实、革新甚至颠覆。把颠覆性的改编也视作改编文本的一种形态，无形中提升了改编文本相对于经典文本的独特价值和独有地位，也是该书在观念上不同于先前各种改编研究之处。

　　该书在讨论改编创意的类型时专门提到的“解构型改编创意”，便以香港版的、由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作为典型个案。《大话西游》对于《西游记》经典文本的颠覆性改编，后来在网络媒介的文本改编（如《悟空传》《沙僧日记》等）中持续扩散，形成一股《西游记》改编的全新潮流。这不仅被著者视作《西游记》改编观念的一次重大发展，也被视作改编文本的一个新类型（解构型），更被视作“跨媒介”和“创意”改编的一种新形态。由此可见，“跨媒介”和“创意”这两个基本定位，对从整体上把握《西游记》的改编研究来说是何等举足轻重。

　　系统性

　　整体把握并非简单地赋予改编整体某些特征，还更进一步表现出对《西游记》改编研究加以系统建构的趋势。这种系统性首先表现在对研究文献较为全面、充分和详尽的收集和运用上。其中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部分便是跨域改编的问题。“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西游记》的域外改编数量和次数都远远超越其他几部著作。”这里既有华裔作家的改编，更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改编，甚至还有不同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联合改编。跨域改编在这本新著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也启发更多人去反思，为什么《西游记》比其他三部古典名著更能诱发跨域改编的兴趣。关于这个问题，该书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一是其中涉及“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塑造”。《西游记》所彰显的信仰的力量、斗争的精神、师徒的情谊、协作的态度等，都远比《三国演义》的政治斗争、《水浒传》的落草为寇、《红楼梦》的家族命运更能反映中国的特质、精神和风貌。二是《西游记》故事资源具有更突出的娱乐性。那种一以贯之的强烈的意志冲突，与欧美诸多国家的英雄主义叙事一样更能引发联想，也是更能实现沟通的地方。

　　除了对过往的研究成果条分缕析、中肯评价之外，系统化的追求还表现在如何建构问题空间，如何真正捕捉其特征，深入其肌理，涵盖其整体。这不仅在于对诸多个案的研究，还在于如何在关联、互动和重组中实现整体的建构。这就需要著者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理论姿态，将纷繁复杂的改编现象，不同的观念、路径、角度和方式都看作持续加工的创意文本，梳理彼此的关系，设计系统性的架构，同时也为未来更多的创造性改编预留充分的空间。这种系统化、体系性的建构意图，反映在对问题的提炼、概括与充分展开中。

　　从改编创意的角度切入，书中涉及的问题包括“范式”“形象嬗变”“文化景观”“生成机制”等几个部分，而每个问题又被分解为一组更具体的问题来展开讨论。比如，在改编创意的“范式”中，一个具体展开讨论的问题就是“改编创意的类型”。这个类型系统又从整体上划分为“再现型”“解构型”和“表现型”三种，并进一步描述了各自不同的类型特征，以及分化发展的路径和革新的意义。这个概括本身也印证了改编作为一种创意活动，是自主的、个性化的，而不是简单的复制品和附属品。再比如，在改编创意的“形象嬗变”中，又推衍到这几年讨论热烈的IP概念。这个概念在英文中原本是“知识产权”的含义，但在实际运作时又经历词语的不断迁徙，最终演变为文本改编的专属概念。

　　IP改编作为有别于传统的改编方式，在书中被醒目地强调出来。“这种由原文本粉丝‘内爆’而延长作品链的创作可视为受众（确切地说是粉丝）端的衍生形态，其衍生创作的关键动力来自受众传播，终端创作的动力机制来自市场，因此是市场导向型IP及创作形态。”IP改编延续了之前把经典文本看作创意资源的观念。由此，《西游记》的改编也进一步被分解成各种IP来加以讨论，这既包括孙悟空、唐僧、哪吒等形象IP，也包括“女儿国”“三打白骨精”“盘丝洞”等内容IP。可见所谓的系统性，还表现为内部的关联性和自洽性。借此，著者也由对《西游记》改编的整体考察深入改编现象的内部，描述了这些IP形象发展演变的轨迹，成了该著在体系架构上一种富于逻辑的推进。

　　围绕IP改编的问题，著者的学术敏感更多地聚焦于影视、网络、游戏等电子媒体和新媒体，发现改编文本因为结合了媒介的新质正在持续地发生演变。这个现象被欧陆的传播学者表述为媒介的“再媒介化”进程，意指媒介受到其他媒介的影响，以及融合的整体趋势给媒介的特征与形态带来的积极变化。“再媒介化”作为媒介研究的一个新概念尽管没有出现在这本新著中，但其所描述的现象及所包含的新观念，却在著述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这同样显得难能可贵。当然，为文本改编创设一个系统性的理论绝非易事，毫无疑问，这本新著所做的努力自有其筚路蓝缕之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