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僧玄奘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玄奘在西行取经的过程中曾经过瓜州，取经东归时亦曾在敦煌作短暂逗留。以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圣地。玄奘与敦煌石窟是佛学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议题，学界对二者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大量重要的成果。尽管史料中并无玄奘与敦煌石窟交集的直接记载，但玄奘以其个人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力，在敦煌石窟不同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玄奘译经、思想传播与敦煌石窟艺术

　　唐贞观初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开始天竺求法之路，在印度经过十余年的求法和游历生活后，于贞观十九年（645）携大量佛教经典、圣像和佛舍利返回长安。而后在太宗和高宗两代皇帝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开始了自己的译经事业。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玄奘共计翻译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其译经的数量之巨大、质量之上乘，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敦煌石窟作为丝路文化宝藏，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考古、民族、语言、宗教、艺术和科学信息。比如，石窟中保存有不少依据玄奘所译经典而绘制的壁画：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绘制的药师经变、据《天请问经》绘制的天请问经变、据《十一面神咒心经》绘制的十一面观音经变、据《不空绢索神咒心经》绘制的不空绢索观音经变、据《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绘制的十六罗汉图等。这些根据玄奘所译经典绘制而成的经变画从盛唐开始出现，并持续在中唐、晚唐、五代及宋代时期建造的洞窟中流行，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延续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除经变画外，西夏时期在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唐僧取经图亦被认为与玄奘取经之事有着密切关系。敦煌石窟中保存有5幅唐僧取经图，这5幅唐僧取经图均位于瓜州境内榆林窟和东千佛洞西夏时期建造的洞窟中。唐僧取经图主要由唐僧、猴行者和马三个构图要素组成。在敦煌石窟中，唐僧取经图并非一个独立的画面，而是作为水月观音变、千手千眼观音变和普贤经变画中的局部出现，其中以作为观音变相一部分出现占多数。对于这种情况，学界往往将其归因于玄奘本人的观音信仰以及他在途经瓜州时发生的事情上。因为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故三藏法师玄奘行状》等文献记载，玄奘西行过程中，在渡过瓠芦河出玉门关以及穿越莫贺延碛遇险时，曾多次念观音名号以求护佑，可见观音菩萨是玄奘西行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柱，而玄奘取经归来后亦翻译出多部观音类经典。

　　据史料记载，在北宋早期关于玄奘及其西行取经求法的图像已经开始流行，但到西夏时期才在敦煌石窟中出现同类图像。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从10世纪末中原佛教复兴，新的一轮求法和译经热潮兴起的背景出发，认为敦煌石窟中的唐僧取经图应置于宋初中印两地的佛教交流中进行解读，图像传达出西夏人对往来于丝路上的取经僧人的赞颂和尊崇。其实，在宋初至西夏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中出现的行脚僧图像也被认为与玄奘西行求法故事有一定的关系。这些行脚僧图像或为汉地僧人相，或作胡人面相，身着方袍长衣，脚穿草履，腰系囊包，背负经箧。行脚僧这一视觉形象的出现，与北宋初年取经热潮再次兴起有关，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奘为代表的一批批在丝绸之路上西来东往取经弘法的佛教僧人的缩影。

　　净空法师曾提道：“法相唯识宗，讲的是理论，乃是佛教教义的基础。”初唐以后，研习唯识学一般是对玄奘唯识学的借鉴与传承，可见玄奘对于唯识学的传播和唯识宗的创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玄奘的唯识学思想在敦煌佛教界中亦有传播。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在长安学习唯识学的僧人昙旷、乘恩等人在8世纪后相继从长安来到敦煌，继续撰述、阐发以及弘扬唯识学说。敦煌藏经洞中亦保存有百余部玄奘翻译的唯识学著名经典《瑜伽师地论》及相关文献，可见玄奘及其唯识学思想在敦煌具有一定影响力。

　　1907年5月，斯坦因在莫高窟第一次见到王道士。他利用王道士的宗教情感和对玄奘的崇拜，把自己所知道的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从印度到中国一路上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最终诱使王道士允许其进入藏经洞。斯坦因成为藏经洞被发现后第一个进入洞窟的外国人，并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二十多箱藏经洞文物，这也掀起了此后伯希和、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陆续到敦煌盗取藏经洞文物的浪潮。

　　丝绸之路研究视域下的玄奘与敦煌石窟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纽带，随着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愈发得到各界重视。在丝绸之路视域下，玄奘和敦煌石窟二者关系的研究，其实可以延伸至长安与敦煌关系的研究。玄奘是长安僧人的杰出代表，而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敦煌石窟是敦煌文化的结晶，而敦煌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由于在丝绸之路上特殊的地理位置，长安和敦煌除物质文化方面的联系外，在精神文化上亦有诸多交集。唐代，长安作为全国佛学中心与敦煌佛教界交往密切，因此新译出的经典、新创作的经变画或流行的佛学思想，很快就能传至敦煌，而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一批直接从长安传入的佛经写本，可见长安与敦煌关系之密切。尽管没有记载任何有关玄奘在敦煌的活动现存史料，但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藏经洞中保存的文献告诉我们，玄奘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中原长安文化对敦煌石窟的营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玄奘取经归来后，倾尽余生翻译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与传播作出巨大的贡献，而由其撰述的《大唐西域记》亦成为研究唐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交通路线、风土文化的重要记载。敦煌石窟作为一部保存了丝绸之路1600年间不曾间断的文化交流的记录，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可以说，二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奘和敦煌石窟及其所引申出来的长安与敦煌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其背后承载着古代丝绸之路上多民族、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厚重历史，对这一内容的研究有利于加强我们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认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