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高质量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其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注重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依靠政策制定和动态调整，用制度形塑产业发展、推动就业结构转型，是我国高质量就业的鲜明特点和重要经验，也为高质量就业结构转型提供了发展动力。

　　高质量就业：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强调，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对于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将此表述进一步调整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体现出实现更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一体两面和相辅相成的逻辑顺序。“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需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强调从统筹完善政策体系、就业机制等制度方面“促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仍需在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平稳发展等几个方面持续发力，做到“六稳”和“六保”。这不仅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协调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改善分配结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进而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高质量就业既是一种程度、状态，也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目标是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关键，“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和“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归纳为两个步骤。

　　第一，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能力，保障就业机会供给，促进更加充分就业。不仅包括针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扶持、保障就业培训，也包括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扩大公益性岗位、提高市场包容性等。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持续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对于扩大就业容量至关重要。近年来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如外卖员、快递员、带货主播等新业态形式，也体现出更加充分更加包容的就业促进措施。

　　第二，提升就业质量，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促进更高质量就业。包括推动产业政策调整与产业升级，发展科技密集型产业，构建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因此，更加充分就业是更高质量就业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更高质量就业在政策实践落地过程中也体现出宏观的产业政策与微观的个体就业质量提升、权益保障相结合的特点。

　　测量高质量就业结构变化

　　严格来讲，“高质量就业”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与其相似的概念有“就业质量”“体面工作”和“工作质量”等。另外，学术研究中的高质量就业在表述上较少直接强调“更加充分就业”，而是主要通过与高质量就业密切相关的指标进行测量和操作来完成对就业质量的研究。总的来看，就业指标可大致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硬性指标，微观指标则主要针对个体就业质量进行测量，如个体人力资本、工资收入、职业培训、就业保障和相关社会服务等。新职业、新业态群体也是其重点考察目标。当然，宏观和微观指标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从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不难看出，制度的变迁对“就业质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对其本身及影响因素的评估也会随着此过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首先是制度层面的因素，包括就业政策、户籍、社会保障政策、工作单位所有制属性等。无恒产则无恒心，工作稳定性和就业保障在就业质量评估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体制内部门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工作的稳定性和就业保障相对体制外部门更有优势，而体制外的收入和灵活性相对体制内部门则更有优势。此外，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因素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市场经济下个体的人力资本价值可以得到充分提高，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因素也可以给个人提供更多的先赋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获得的经济收益增多。

　　从更加充分就业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制度形塑高质量就业，更加充分就业是基础，更高质量就业是阶段性目标，其最终目标是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国高质量就业的结构转向，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过程密不可分，政策/制度工具被广泛使用。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宏观就业结构的转向是由制度形塑的。通过国家战略的形式强调就业的重要性，通过政策手段及时调整就业结构，引导就业方向。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保障了持续扩大就业基础，实现了更加充分就业的目标。

　　制度形塑高质量就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就业质量随时间增长的强相关关系不会逆转。在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等，都为2013年之后的经济结构转型平稳过渡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造了条件。尽管近年来有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但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制度性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体现为纵横两个方向。横向影响体现为体制内外经济部门以及政治面貌背后的就业质量相对差异。体制内工作在稳定性、工作强度、社会保障水平上具有相对优势，而私营企业等体制外部门的灵活性、收入较高，体现出收入方面的相对优势。纵向影响体现为对不同就业质量层次的影响。较低就业质量的门槛较低，制度性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发挥的作用都相对较小。较高就业质量的工作则通过非制度性的人力资本等因素遮蔽了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制度性因素对于就业质量的形塑则集中体现于中间等级的就业之上。这也表明，尽管部分新业态、新职业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但多元的创业活动和就业形态，对于提升就业水平、扩大就业规模、实现充分就业具有较大助益，不仅可以起到就业蓄水池的作用，也是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的基础。

　　未来发展建议

　　就业问题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更加充分就业与更高质量就业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通过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为其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一方面，继续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充分挖掘政策潜力，持续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继续通过政策的动态优化来把握和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有的放矢地使用政策工具，提升就业质量，为就业结构转向提供动力。政策的动态调整，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基本要求。需要结合宏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并结合地区、城乡等不同特点及时调整，因地制宜。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宏观上做好就业结构的引导和形塑，促进更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另一方面，持续推动新业态发展，发挥好新职业群体就业蓄水池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大力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创新创业，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业态形式。严格来讲，灵活就业、新职业或新业态群体在政策上属于“更加充分就业”而非“更高质量就业”。但新职业群体以其灵活的就业方式和多样的就业渠道，吸纳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其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对提升就业质量具有补偿效应。此外，新职业群体自身存在转型升级的属性及可能性。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新职业群体的保护力度，通过扩大就业人群、提升就业待遇、落实就业保障等方式，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