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原名黎先智，湖南浏阳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28年12月5日生于上海。1932—1934年，他随祖父至马来西亚港口城市巴生侨居，其间入读巴生中华女校。1935年回国后，先后在南京的三条巷小学、山西路小学和鼓楼小学就读。抗战爆发后，他在颠沛流离中完成小学和中学的学业。先后就读于长沙楚怡小学、长沙黄花市小学、长沙沙坪县立第四高级小学、贵阳正谊小学、贵阳尚节堂小学、贵阳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洛阳私立明德中学、省立洛阳中学和重庆私立南开中学。1946年考入北大史学系的先修班，次年正式就读于该系。1948年11月，从北平进入解放区，接受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城市干部培训班”的培训。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宁可。北平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2月5日进城，在北京市东四区工委工作，任区文教科科长。1952年，调任北京市教育局《教师月报》编辑和中学组组长。1953年进入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学研究员。1954年9月受命参与筹建北京师范学院及历史科,之后长期在北京师范学院（1992年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校图书馆副主任、历史系副系主任、系总支第一副书记、代理系主任、《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副总编辑等党政领导工作。
宁可的主要学术兼职有北京市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并担任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2014年2月18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6岁。
宁可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11月，从北平进入解放区，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受命参与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及历史科。历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曾担任多个院系级党政领导职务，曾任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兼秘书长等社会兼职。
宁先生天资聪颖，自幼酷爱读书，兴趣广泛，博闻强记，有着渊博的知识积累。在大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后，他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成为他认识历史问题、解析历史现象的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从来不是仅仅停留在征引经典作家论述的层面，而是主张融会贯通，即在真正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中国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具体分析与诠释，力图从理论的视角把握历史现象和本质，以宏观的视野分析历史事物的因果关系。这使他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思辨性。这一特色贯穿于他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和文化史、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等诸多领域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他的研究既有对宏观理论问题的抽象思辨论析，也有对微观历史细节的深入扎实考证。他的很多论题和结论，不仅为当时学界所重视，而且至今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宁可不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且还十分重视对研究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养。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都要读《资本论》等几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还专门请人给最初几届的研究生讲一个学年的《资本论》。后来形成惯例：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一定要选修本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直到晚年，宁先生还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治学要注意学理论，要有一点理论修养。理论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理论，最基本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任士英、刘玉峰《历史学领域的多头并进——宁可访谈录》，《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春之卷，以下简称《访谈录》）
初识马克思主义
宁可在高中毕业前，一直在国统区的大中城市上中小学，没有机会接触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46年，他考上北大史学系的先修班，从重庆来到北平读书。当时，正是中国历史出现巨大转折、时代潮流激荡奔涌的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特务统治的严酷、驻华美军的暴行，使得有正义感的学生无不心向光明、争取进步。宁可也在那时，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选定自己人生道路的有为青年。
据宁先生后来回忆：“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贪残腐败，也参加了学生运动和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感性也理性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地引导我将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宁可著《流年碎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那段时间里，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他就分别读了侯外庐与王思华、王亚南与郭大力、郭沫若等三种不同的译本。此外，还有吴黎平译《反杜林论》、狄慈根《辩证法的逻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特别精读过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章节。他仔细阅读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并对这两部书做了悉心批注。他还阅读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胡绳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正是这两年间集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学习和吸收，使宁可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窥见一些学史和治史的门径。
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宁可几乎参加了那两年在北平发生的所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校内学生自治会选举，勤工俭学，与反动学生斗争，歌咏、话剧演出等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这些学生活动中，中共的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到1948年11月，随着特务抓捕进步学生的危险加剧，宁可才在组织安排下，与另外几位进步同学，从北平伪装身份，偷越封锁线，到了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驻地泊镇（今河北省沧州市境内），进入“城市干部培训班”，正式参加解放区的革命工作。因革命工作需要，他改名宁可。
1948年12月，宁可所在的培训班承担了为接管平津做准备的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5日，他随部队进城，在当时的北平第三区工委工作，任区公所科长。抓特务、兑换金圆券、登记散兵游勇、安置失业人员等工作，刚刚二十出头的宁可都干过。后担任区文教科副科长，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办识字班，办文化馆等，对群众宣讲党的政策。1952年，从区里调到北京市教育局，任《教师月报》编辑和中学组组长。1953年进入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学研究员。1954年9月至1955年9月，奉命筹办建立北京师范学院，被任命为历史科讲师，兼图书馆副主任。从此，他一直在高校工作，实现了从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向大学教师、专家学者的角色转换。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探索
宁先生早在读高中时就发表过探讨古代天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但真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史学研究，则始于1958年发表的关于唐代租庸调和宋代圩田的两篇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宁先生说：“为什么要搞经济史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我的启发和指导。经济、生产是基础，很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生产决定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比较注意社会经济问题，注意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想通过研究经济史来了解揭示其它更多的问题，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访谈录》）
此后，宁先生多次直接参与了史学界很多重要热点理论问题的讨论，并提出独到的看法，有些最后成为学界的共识。例如，20世纪50年代，他集中研究农民战争问题，就是要通过农民战争这一关节点，观察各种社会矛盾怎样不断发展激化，并最终以农民战争的形式爆发。这样就可对一个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有所了解。在这方面，他既有对“农民政权”“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等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对唐代宗初期江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王仙芝、黄巢、尚让、汉末张鲁政权与社的关系等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他先后就农民战争是否可能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的性质、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以及该如何恰当地理解和评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等存在不同认识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史实佐证，高屋建瓴，客观而允当，以极大的说服力平息了学术界有关以上问题的争论。有些问题的结论，至今仍被学界所服膺。
20世纪60年代，宁先生参与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次理论争鸣。当时的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史学研究时，存在一种理论认识，即把“阶级观点”当作分析历史问题时首要的或主要的方法和理论，将“阶级观点”片面化和绝对化。宁先生从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关于“历史主义”的基本论述，发现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提过“历史主义”，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也只是偶尔提及，且都没有展开论述。他根据自己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心得，先后发表两篇长文，提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不能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割裂、对立起来，或是看成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或者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也不能简单将二者等同，机械地认为只要有了阶级观点，就必然符合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历史主义侧重的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阶级观点侧重的是根据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两种原则或方法。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极大。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宁可”是何许人也，还以为是一位资历很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化用的笔名。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学术界对历史科学理论认识存在的分歧，他提出应把“历史科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区分开来。这一观点廓清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根本性概念问题，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宁先生还在其他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对以后研究具有指导性的论述。例如有关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发展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宁可认为应该辩证地认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地理环境，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不排除在局部地区和特定时段中，例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地理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但对历史发展整体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否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等认识，都是片面的。他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始于将“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资产阶级理论批判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历经三十年、五易其稿才拿出来发表，显示了他对一个学术问题严谨的思索和执着的追求。
宁先生还思考过中国历史的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化特质的塑造问题。他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影响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的特点；再通过生产方式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等。具体到中国历史而言，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国很早就发展出大陆集约型农业，这种经济形态造就中国文化的现世性、实用性、经验性和重视人事的鲜明特点，也使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早熟性和延续性，既有很强的独立性，却又没有孤立性；中国各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而又带有共同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具有进取、开放、包容、变革、发展的精神。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体现在民族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差异；“一体”则体现在以上各种差异存在的同时，也有很多共性的方面。
到宁先生晚年，他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一度流行的“文化热”，也秉持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冷静客观态度。他认为，“文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永恒、绝对或超越时空的存在。种种“文化至上论”或“文化决定论”，都是非科学的，不值得提倡。“文化决定论”是把历史的变革、冲突、激荡，全归之于文化，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基础，以及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这样的看法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的结合
宁可并不是一位只会谈“理论”的“理论家”，他更多地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察具体的历史现象。尤其注重史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深层关系，注重阐释历史发展的特点。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他认为人们常说中国封建经济是一种“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话不错，但不完整。因为中国社会很早就有了社会分工，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这是封建经济的两大部门。这两大部门的产品要交换，这种交换终归会发展到以商品交换为其重要的形式，这就有了第三个部门——商业，而且越来越重要。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经济并非是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系统，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商品经济就是促成封建经济系统开放性和活动性的因素。
又如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诸要素的运转，宁可做出了“小循环”和“大循环”的理论概括。从农村开始，农产品大部分自行消费，然后再进行再生产，这是一个“小循环”。其剩余产品和一部分必要产品循着两条路线运行，一条是经过封建国家赋役而注入其他地区和部门，这是非商品性的活动，或基本上是非商品性的活动；另一条是经过市场，进入城市手工业领域，然后再回到市场，而又再进入农村，最终完成消费，这是一个“大循环”。“小循环”以中国的气候及农作物生长周期即一年为运转周期。“小循环”的损耗是小的，效率是高的，但经济效益却不算高，至于那个“大循环”运转周期难以一年为率，循环过程很缓慢，损耗也不小，经济效益也不算高，但还是有的。
再如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释，即中国封建社会原先比较先进，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阻力是什么？学术界提出了诸多原因加以解释，或执其一端，或综合言之。宁可认为，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原先发展后来停滞的原因，固然应该考虑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但尤其应该注重内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因素的作用，长时性而非一时性（如政策）因素的作用。以上几个问题的论述，都是综合考虑了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从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互动中，辩证地分析问题。对问题的分析，则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直至问题的核心。
宁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从不满足于对历史事物表象的观察，往往具有贯通的特征，力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通贯性认识。如对中国古代“社邑”的研究，所涉及的材料上至先秦，下讫明清，不仅几乎穷尽了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而且充分利用了石刻材料和敦煌资料，展示了中国古代民间团体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基层民众的活动和民间组织提供了重要窗口。
又如他对中国古代人口问题的考察。考察的时段也是自战国至明清，并总结出古代人口的发展规律是“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这是第四级台阶。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对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对当今社会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也有借鉴意义。
再如对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探讨，所涉及时段也是从秦到清十几个王朝。他总结出历史上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三种途径：一是战争；二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即所谓“禅让”；三是北方游牧民族借机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关于两千年王朝兴亡，宁可总结了三点经验教训：一、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一个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的吏治问题非常重要，历来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王朝兴起时往往重视整饬吏治，而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重要的原因是吏治的腐败。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似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像螺旋形一样，在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到宋以后，发展势头受到阻碍，以致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上所列举的问题，都是上下数千年，纵横越万里，从长时段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揭示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发前人所未发。几乎每一项具体问题的研究，他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进行考察，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宁可的论著思路缜密，论证周到，表述清晰，结论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由于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他的学术研究往往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如他对汉代农业生产数字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以及对汉唐社邑的研究，都是开风气之先，启发后继者继续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同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学术观点经常被当作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被介绍到国外。
宁可的学术论著在当时曾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现在已经成为当代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一系列精辟观点，至今仍闪耀着理论的光辉和智慧的火花，具有“卓然不可磨灭”的品质。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颇为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