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砥砺奋斗、开拓前行，成功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整体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为全球发展与稳定贡献了独特力量。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以及中国经验带给世界的启示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燕和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学助理教授玛丽亚·阿黛尔·卡拉伊（Maria Adele Carrai）。

　　突破现代化理论误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令您感触最深刻的方面是什么？

　　卡拉伊：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历程可以借用世界银行原行长金墉的话来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8亿多人口脱贫；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接近10%，自2010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业全球领先，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也走在前列。无论何时来到中国，我都对中国变化的速度备感惊讶。令我感受最深的一个方面是，中国抵制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观念和规则，保护并培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超越了许多预期，用实例反驳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国没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但实现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仍拥有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有的现代化理论能否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您认为现代化研究未来应着重研究哪些问题和领域？

　　梁燕：主流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如“华盛顿共识”，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上的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如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理论”、阿尔伯特·奥图·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假设”、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例如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成就以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在中国的制度建设、科技发展对经济的贡献方面，但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发展的一些特殊性。我认为，现代化研究未来应更加关注政府的功能和作用，例如利用现代货币理论研究如何保证政策空间和自由度；利用主权货币更好地提供就业机会；加强基础建设投资，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保护环境；保证收入公平；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否更有益于全球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

　　卡拉伊：“现代化”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概念，它有时充满偏见、刻板印象、规范性要求。人们的一个理解误区是，将现代化视为单向的、线性的，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式为最终目标及衡量其他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过去，对中国的研究存在一个总体趋向：认为中国经验是有缺陷的、非现代的、欠发达的，是对西方现代化规则的被动接受。然而，这种认识不断被挑战。如果以经济、科技、工业现代化为标尺，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赶上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另外，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融资的关键来源之一，提供了独有的融资选择。中国的对外援助聚焦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限制条件少于发达国家，更适应受援国的需求。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促使西方金融机构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即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模式之间不是只有竞争关系。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可以是良性的，合作是前进的重要条件。中国和西方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间存在很多协同作用，已在许多方面展开合作。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法国开发署探讨推进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已将非洲列为重点区域。

　　梁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和方法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目标上，中国强调高质量、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尤其在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后，共同富裕成为了新目标，更强调包容和持续性发展；在方法上，以市场为主，但中国政府也在宏观调节、产业政策引导、基础建设、教育投资等方面为市场经济起到非常显著的辅助和指导作用。同时，中国也强调国家富强不是零和博弈，国家间应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面对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挑战。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有积极贡献的。

　　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哪些贡献？

　　卡拉伊：相较于“现代化”，我更倾向于谈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进步，因为“现代化”往往反映了对发展应持有怎样的规范性看法。中国的崛起在理论上和实证上为许多领域作出了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为关于世界多极化的讨论注入新生机，既涉及力量分布层面，也涉及规范层面。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表达了不同于西方的全球秩序愿景，“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体现。中国让全球治理机构了解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同时重新定义了经济全球化等现有概念。中国的成就常被视作例外，这种观点需要纠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成功发展了经济并保持稳定，不应被简单地看作对某种现代化目的论的偏离或例外。

　　梁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启发式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模式。经济发展不等同于全面私有化、全面自由化，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置身市场之外。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局限，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避免“一刀切”。改革需要一步一步走，新旧制度慢慢磨合，尽量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成本。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主张各国合作共赢，积极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参与制定并正式核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为贫困国家提供债务减免，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大国责任担当，为全球经济繁荣和稳定作出极大贡献。中国也强调不论国之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应该有平等地位；在国际制度的制定上，各国都应该拥有发言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借鉴意义？

　　卡拉伊：我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三点关键经验，即实效主义、长期愿景、培养自己的身份认同。

　　第一，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灵活、实用，设立经济特区是这种实效主义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将经济特区作为“实验区”，通过关税减免等激励措施吸引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第一批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这一模式在更多地区得到推广和更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效主义的另一个范例。该倡议不是从“救世主”视角出发制定严苛的全球性规则，而是采用定义较为宽松的原则，为发展创造了空间。

　　第二，中国制定了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长期发展计划，这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可惜，许多西方国家的选举周期导致政府规划项目的时间跨度较短，投资于长期计划的难度大。

　　第三，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放了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受到了开放带来的压力，却并未完全遵循彻底自由化、私有化的原则和方式。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培育了许多世界级科技巨头企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更勇敢地保护自己的身份认同，根据本国需求实现发展。

　　梁燕：在我看来，中国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发展应该因地制宜，渐进缓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应对策略；第二，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本国发展应与世界经济接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第四，经济发展必须科技先行，注重发展质量、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独到之处，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但不宜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