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是徽学的重要文献资源，其文献价值在中国史研究中不断显现。第五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近日在线举办，来自中国及日本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与会专家学者，对如何发挥好徽州文书的价值及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讨。

　　利用徽州文书深化相关研究

　　徽州文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徽州文书为探索明清经济史、法制史等诸多领域的制度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史料。《赤桥约规》抄本反映了清代前期徽州府祁门县赤桥村“登高约”内部的具体运作情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通过研究发现，明代中叶以后，官府大力倡导和推动徽州乡约。明清鼎革之后，清初政府迅速恢复了乡约组织，通过宣讲乡约灌输正统意识形态，以期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揆诸史实，赤桥约之运作，实与明初的洪武礼制颇有渊源。当时，乡约与一般的社、会组织相结合，内部具有固定的祭祀仪式，并有相应田产加以支持，故而长期盛行不衰。“立会补约”使得乡约内化于民间社会，成为民间基层长期存在的重要组织之一。

　　《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呈现了清初婺源县因“擅刑生员”而引发联名控诉、联合罢考的学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道胜以此考察清初生员群体与婺源县基层行政诸问题，并提出《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体现了清初地方生员赓续晚明以来热衷参与地方事务的客观实际。清初地方生员学变是晚明以来“士风”在清初易代的延续。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初徽州生员群体在参与地方事务中的境遇和实态。

　　徽商在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关于近代以降徽商的研究依然不够充分。日本神户孙文纪念馆研究员蒋海波介绍了祖籍徽州府歙县武阳乡的近代大阪侨领、徽商张友深的生平事迹及其文书史料。他表示，自1868年开市以来，欧美各国和中国商人都在日本大阪川口居住经商，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川口地区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一地区华商所存有的文字、图片资料以及实物都化为灰烬。在这种状况下，奇迹般地被保留下来的《张友深关系文书》的编纂和刊行，不仅反映了张友深的生平及事业，而且填补了关于大阪华商历史研究一手史料的空白，也为日本三江帮和徽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徽州文书还有很多涉及社会生活的丰富史料，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廖华生通过研究《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等诉讼文卷发现，下层士绅在地方争讼中借助说帖或诉讼文卷制造诉讼舆论以影响诉讼结果，在晚明徽州并不少见。下层士绅的这种行为导致“全书”式诉讼文卷的兴起，他们亦借此制约乡绅和官府，从而获取了在地方社会更大的话语权。

　　“以小见大”发挥徽州文书价值

　　最近20余年，徽州文书之大批发现、整理和出版，改变了明清史研究的史料环境。王振忠告诉记者，徽学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史。近年来，宗族研究、黄册研究、鱼鳞图册研究、徽州都图里甲制度研究等，均涉及明清社会经济史最核心的问题，而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利用，大大推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化发展。此外，迄今已硕果累累的徽商研究，在宏观描述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徽州文书成为深化相关研究的重要支撑。利用徽州文书开展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研究，亦备受相关学者的重视，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最近十多年，徽州文书之发掘、整理和出版，使相关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可供参考的新史料，这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资料宝库，但我们的研究却远没有跟上。因此，有必要以此为中心予以特别关注。”王振忠说，要认真研读旧史料，并利用新发现的契约文书讨论新问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研究，绝非仅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要透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立足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仁志表示，徽学研究的真正价值与使命，当是通过对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徽州文献的解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共性问题，而不能仅停留于对每份徽州文书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发展的个性问题的发掘。历史学的魅力在于揭示规律，这就意味着它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历史，而是人类的历史，是许多个人按照不同方式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单个历史事实的简单拼接并不能揭示过去世界的真实面貌，就如同我们无法通过深刻了解一个人去分析他所在群体的特质，但却可以通过梳理这一群人的共性去了解他们的特质。因此，解读文献只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问题才是史学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他说。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