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笔者应邀赴斯坦福大学作学术讲座期间，曾经顺访了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经周欣平馆长批准，查看到部分档案，其中包括赵元任与邓嗣禹的九封学术交往信札。目前，这些内容都是《赵元任年谱》《赵元任传》中未曾记载的。

　　邓嗣禹（1905—1988）是现代史学家、汉学家、图书文献学家，对美国的汉学研究有开拓之功。在美国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多位汉学家都曾与他有过多次合作，并出版过多部有影响的著作。

　　1935年，邓嗣禹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两年，其间开始与美国汉学家、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博晨光，共同英译《颜氏家训》。1937年，邓嗣禹应恒慕义邀请，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撰《清代名人传略》，负责太平天国时期33位人物传记的撰写工作。1938年，邓嗣禹在完成了他所负责的工作之后，作为燕京大学资助的第二批硕士研究生，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邓嗣禹加入了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牵头并与1940年到达哈佛攻读博士的周一良，共同负责学生会工作。

　　1938年8月，赵元任作为客座教授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任教一年。1939—1941年，他又接受耶鲁大学邀请，作为访问教授，居住在康州纽黑文市橙街644号。

　　邓嗣禹与赵元任之间的交往始于1941年。1941年初，哈佛大学学生会组织了一项活动，即以“中国思想”为主题，邀请中美学者在2—3月，为哈佛大学的留学生作几场系列公共讲座。

　　从“赵元任档案”第8箱赵元任与邓嗣禹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封写于1941年1月11日、由邓嗣禹签名后发出、抬头为“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英文邀请函。在正文中，除邀请讲座的目的、内容、演讲题目和最后回复的时间（2月20日）之外，还列出了被邀请人的名单。此次，被邀请参加讲座的学者共有八位。其中，我们熟知的有叶理绥（2月5日）、赵元任（2月19日）、林语堂（3月12日）、胡适（3月25日）。.

　　从邀请函收信人地址中我们可以得知，当年赵元任居住在康州纽黑文市橙街644号。这段时间（1939—1941），他正在美国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并在耶鲁大学开设两门课：中文阅读和中国音韵学。后来，他还开设了一门粤语课程。

　　1941年1月2日，邓嗣禹在发出邀请函之前，曾以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名义，和周一良联名给赵元任发出过一封说明信，信札内容全文如下：

　　元任先生：

　　先请您恕我们的冒昧。

　　这次哈佛中国学生会的讲演，听说您过于谦让，辞谢不来。我们因在学生会里负一点责任，所以另外写这封信有所解释。这回的演讲主办目的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宣传的。我们想在这个不被注意中国的校园里，引起大家的兴趣与了解，不外乎宣传国光。题目大致为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一类，内容还可有出入。我们想，您何妨来讨论中国语言的特性与中国思想之关系一类题目，即使讲纯粹语言方面问题也无不可。“名者实之实”，我们只要把讲题twist（转换）一下就行了。假如这个讲演会里全是洋人主讲，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参加，似乎就不合适。所以我们十二分地希望您再考虑考虑，惠然允诺！

　　敬祝，安好！

　　邓嗣禹、周一良 谨记

　　赵元任在收到邓嗣禹和周一良联名的信函之后，想必是犹豫过几天。但是，从一位中国学者的责任感角度，他还是同意前往，并把近期发表的论文按照要求“转换”为演讲的内容，确定最后的演讲题目为：“汉语词义的节奏和结构”。这封回信，赵元任当时是用英文写就，笔者翻译如下。且看他在信中是如何解释这种转换的：

    亲爱的邓先生：

　　请原谅我这么晚才回答您对我演讲题目的询问。我真的没有什么适合这个系列的东西，您和周先生也很好地让我把这个话题“转换”了一下，使任何事情都符合我的意愿，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事业做点什么，我大胆地接受了邀请，我所拥有的，是去年12月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美国语言学会举办的会议上读到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有点技术性和枯燥，而且是为《语言》杂志承诺的。不过，我试着“转换”一下，把它改成标题：汉语词义的节奏和结构。如果您觉得应该改，请告诉我。

　　1941年1月14日

　　在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元任年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40年12月30—31日，赵元任夫妇到普罗维登斯，参加美国语言学会（LSA）的会议。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为Word Conception（字的概念）。从论文（《字的概念》），到演讲内容《汉语词义的节奏和结构》，这种转换方式确实是比较大的。

　　关于1941年的内容，仅仅是从4月，赵元任决定接受哈佛大学聘请，离开耶鲁大学开始记载，并没有以上关于1—2月到哈佛大学开展学术演讲活动内容的记录。由此，许多参照《赵元任年谱》撰写传记的书籍，也都未见有这一段学术活动的记录。

　　1941年4月，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主任，兼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教授曾邀请赵元任到哈佛大学编辑字典，为期一年。1943年8月，赵元任又开始负责美国陆军特训班的课程。于是，1941年7月，赵元任离开耶鲁大学，前往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入住麻州剑桥行人街27号，开始在哈佛大学阶段的工作与生活，并在此居住了六年，这里也就成为中国人的活动中心。其中，胡适、金岳霖、费孝通、林语堂、钱学森、周培源等人，先后都到此处来过。哈佛中国留学生会、清华同学会等学生组织都曾在赵元任家开过会。

　　1942—1944年期间，由于邓嗣禹与赵元任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主持美国陆军特训班的课程，两人探讨教学方法的往来信札，被保存下来，收藏在“赵元任档案”中的有两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国陆军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英文名为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简称ASTP）。如果采用战争前各大学的汉语教学方法，将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为此，那些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国学家们不得不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他们尝试对学员强化语言训练，在教学中注重现代汉语的听力与口语表达。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许多大学的汉语教学内容，主要是为了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注重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忽视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1942年6月，芝加哥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成立东方研究院，执行院长是邓嗣禹（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在芝加哥大学开办的课程，当时称为“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培训从1942年8月开始，到1944年3月结束，比哈佛大学开办的日期要早一年，由邓嗣禹负责并兼任班主任工作，芝大的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也曾参与授课。培训的目的，是要求受过训练的学员了解中国的文化与习俗，能阅读中文报纸，并能用中文演讲，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特训班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一是语言学习课程，二是地域研究课程。语言学习课程每周上17个小时的课，采用的教材由邓嗣禹与顾立雅共同编写，如《中文报刊归纳法》《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有关口语方面的教材，也是采用邓嗣禹自编的教材。在此基础上，1947年他根据特训班的教案，整理出版了第六本教材《社交汉语与语法注解》，由芝加哥大学出版。

　　1943年8月，哈佛大学举办中文、日文两个特训班，到1944年12月结束。赵元任当时负责主持中文特训班的工作，在教学上采用听说法和直接法相结合，想方设法让学生跟所学语言多接触，多听多说。正在读博士学位的杨联陞由于表现突出而受到特别赏识，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别为他申请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后来，杨联陞还曾协助赵元任编写过一本通俗读物《国语入门》。据《赵元任年谱》记载，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学员成绩虽然有好有差，但都能说中国话。作为练习，学员们自编自演短剧；还有部分学员学会写汉字。他们说中国有个《大公报》，于是就办了一个《大私报》。

　　1943年，耶鲁大学成立远东语文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金守拙。教学采用的是拼音法，所用的第一本教材Speak Chinese（《中文口语》）由金守拙、赫德曼编著，1944年由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留美学者房兆楹曾为该书撰写过序言。之后又出版了练习会话的教材Chinese Dialogue（《华语对话》），整个耶鲁大学汉语教材的系统便是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发展下去的。

　　1943年8月19日，此时邓嗣禹在芝加哥大学主持美军特训班工作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之前，他曾向赵元任借阅过一本传统罗马字拼音法的书籍。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口语教学方式上遇到一些问题，他发现这种方法不大适合于速成班人员学习。于是，他致信语言学家赵元任，进行请教与教学探讨，现将英文信札内容翻译如下：

　　尊敬的赵教授：

　　呈寄上中国共产党人使用的汉字罗马化系统的小册子，谢谢你的慷慨,允许我借阅很长时间，很抱歉我们迟迟没有归还。

　　目前，我正在为45名服务人员开设一门汉语会话强化课程。我发现很难清楚地解释汉语口语的语法结构。不幸的是，你的中文语法书籍没有被收藏在这个图书馆里。你愿意借给我们，或卖给我们你关于这个主题书的副本，还是向我们推荐一些其他用西文写成的类似的书？

　　另外，你能坦率地告诉我，你对C.H. Kennedy教授采用罗马化系统的教学方法的看法吗？显然，他一直在努力在全国推广他的体系。我知道你很忙，不过，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邓嗣禹在信中所述的C.H. Kennedy教授即为金守拙。赵元任来到哈佛大学之前，曾在耶鲁大学从事语言教学，对于金守拙的情况比较了解。赵元任回信的草稿，英文手写体写在邓嗣禹信函空白处，字迹非常潦草，我们一时无法准确辨认清楚，而正式打印的信函目前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从《赵元任年谱》相关年份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哈佛大学在教学上是采用听说法和直接法相结合。他是不赞同采用传统罗马字拼音法来教学的。

　　这种战时培训所采用的语言教学方法，使美国人在短时间内至少能够掌握最低限度的汉语阅读与会话的能力，这对于战后美国的汉语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纷纷打破已有的汉语教学模式，力图吸收战时语言教学方法的优点，并将其融入正规大学课堂教学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战时汉语培训冲破了美国人对于汉语所抱有的固有观念。长期以来，美国人曾视汉语为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语言。然而，战时的短期汉语培训课程，使一大批美国人能说汉语，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学习汉语的信心。对于大多数美国青年而言，汉语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战后涌向中国课堂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比以前有明显增加。

　　1962年3月23日，时任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邓嗣禹，曾就英译《颜氏家训》一事致函赵元任，请教第二章“教子篇”的有关问题。赵元任很快就写了回信，并直接、毫无保留地指出其不够严谨之处。在结尾处，他还特别附言：“我意识到，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就给他们提建议。但作为一个老人，我忍不住说出我真心认为会有帮助的话。”

　　1966年，英译本《颜氏家训》由英国E.J. Brill出版社出版，1968年、1969年相继再版，并增加了相关内容。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详细介绍了这本译著曲折、艰辛的翻译过程，仅译著手稿修订、打印的程序，前后就经历过七次之多，每次则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称之为“三十年磨一剑”实不为过。

　　1966年，第一版书籍出版之后，邓嗣禹根据读者的要求，为了加强西方读者对于书中缩写词的理解，同时方便查找书中的相关资料，译者在原著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三部分附录内容——缩写词列表、参考书目提要、补充索引，将译著由原来的228页增加到245页，并于1968年再次出版。目前，1966年的版本仅收藏在台湾“中研院”的图书馆中，更多的中外读者了解和查阅到的是1968年的版本。

　　在致谢的名单中，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些活跃在中美学界的历史名人，不仅有著名学者胡适、赵元任，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教务长洪业，芝加哥大学东亚文学系主任顾立雅、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也有董作宾、陈荣捷、张钟元等知名学者。可以说，当时有众多的中美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于英译本《颜氏家训》的翻译、出版作出过贡献，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邓嗣禹全集”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香港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邓嗣禹全集》主编、教授级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