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自学科重建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道路，在这40多年中，中国人类学不仅摆脱了既有的僵化思维，广泛吸收国外人类学在20世纪以来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并根据自身的民族特点，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逐步探索了实现学科独立性的道路。在这40多年中，中国人类学既以丰硕和优秀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一起丰富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景观，而且也以自身独到的视角和思维模式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因而，人类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不可或缺且越来越具影响力的学科。这40多年的探索不仅是中国人类学由重建到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这一学科逐渐成熟、独立并获得学科自主性发展的历史。
学科史研究构建整体视野
20世纪70年代，伴随社会学、民族学的恢复，中国人类学的学科重建也提上了日程。经过40余年的努力，中国人类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顾定国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影响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王建民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史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中国人类学的学科重建是在它的自身条件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它无法脱离自己的传统。相反，它需要在传统的既定影响下进行意识形态、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回顾过去，中国人类学在民族学、社会学的“夹缝中求生存”，度过了艰难的草创阶段，又催生了人类学从民族学的学术阵营分解出来的学科独立意识，也几乎孕育了学科重建以来中国人类学的格局思考与自我定位的表达，并介入到本土人类学学者的身份反思。继往开来，田野回访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人类学本土化”的浪潮，汉人社区研究的复苏给中国人类学的复兴输入了鲜活的血液。当人类学本土化告一段落之时，实验民族志的序幕徐徐拉开，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多样化盛景。放眼未来，伴随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人类学在寻求突破的道路上更加明确了自身的学科使命、理论诉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学科亦然。探索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的交集以及比较的有效性，是年轻的人类学者为世界贡献的可能性所在。
中国人类学重建的40多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更需要学术批评的精神。笔者在编织学科重建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深感当前学科发展的不足：分支学科层出不穷，学科越分越细，而跨分支的理论对话不足，理论综合程度受到削弱；太过强调民族志的“用途”导向，经验主义抬头，而经验的理论化努力受到很大的削弱；文学浪漫主义、怀旧主义弥散在学科话语之际，逃避现实的倾向越来越显著，而直面现实的政治经济分析与批判力度下降；国际化的理论对话与合作仍旧需要进一步推动，祛除人类学本土化被殖民主义包围的主体焦虑。基于对这些不足的理解，结合在高校基层教学的经验，笔者对学科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学术共生为研究提供动力
限于篇幅，笔者集中对第四点展开论述。通过对本土化与国际学术势力之间共生关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了对本土化的个人见解。共生是生态术语，笔者借用它来描述本土化成就离不开国际学术话语征用。这看上去是一个悖论，但它们相互缠绕，国际学术环境的接触与介入，往往对本土化的发酵、意识唤醒起到外部刺激作用，对本土化征用国际话语来固化自身的逻辑自洽起到“语料库”的支持作用。更加微妙的是，经过中国人类学学者的挑选从中脱颖而出的国际学术势力，需要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为自身“造势”，中心/边缘的学术政治格局通过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得到了重新“洗牌”。在重建的早期阶段，中国人类学更多地是以单向的国际学术话语征用造就本土化意识与实践主体。随着国际化交流的常态化，真正意义的共生关系开始显现出来，笔者不断地感受到这种不期而遇。例如，庄孔韶团队的艺术人类学实践与马库斯的艺术实验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下就这样交汇在一起，“制作文化”的多样化表达，无论如何是一件文化盛事。
再如，关于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1997—2008），笔者意识到可使用应用人类学进行分析，却找不到有效的语言来评价、认识该项目的成就与问题。2018年在伯克利访学期间，笔者先后参加了索尼娅（Sonia Atalay）和安妮（Ann B. Stahl）的讲座。她们分别从个人的应用人类学参与项目中提炼不同的参与经验和理论，笔者在讲座的交流环节与她们交流“云南经验”。通过笔者的简短介绍，她们知道了中国同行在做的工作。同时，通过她们的经验和反馈，笔者也了解到云南项目的问题所在，这就促成中断的写作得以继续。笔者找到了比较的语言来连接云南经验与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回顾应用人类学从介入到参与的演变过程，来评价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实践十年涌现的参与萌芽。
正是在应用人类学项目的比较和对话中，笔者找到了汇聚（assemblage），建立起同行联结，这些联结点提供了国际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前沿，更推动了“汇聚”的实践。中国人类学者参与到共同的学术命题当中，贡献自己的知识生产洞见和发现，其背后仍旧是在人类学的“标准语”中纳入中国经验，在术语和材料的对应关系中因经验的“不可翻译性”而寻找合适术语的可能，改善了国际研究中因东亚视野缺失而导致中国经验表现力不足的状况。正是在汇聚的理论视野下，笔者提出“去本土化”的主张。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学术环境共生的基础上，“本土化”才能作为材料，为研究提供动力，其研究仍旧回落在现实主义的叙事脉络上，指向社会变迁的运动轨迹。
学科弹性呼唤学科基础夯实
从无到有，从萌芽、蛰伏到起飞，中国人类学在艰难地找寻自己的道路和实践自身的学科使命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人类学在理论的可渗透性方面表现良好，笔者以为，这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常态化有很大关系，也与中国经验的可翻译性意识提高有很大关系。
然而，国际学术交流常态化并不意味着共生关系能够趋向良性，恰恰相反，它培植了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弹性。学科弹性，指的是学科易帜和学说跟随理论思潮转换而转换的灵活性。人类学以汉人社区调查为旗帜从民族学阵营中分化出来并获得学科新生，在1995年拉开了本土化大潮的序幕，并壮大为人类学本土化运动。“写文化”引入国内，其最根本的理论用意是削弱功能结构主义的影响，发起象征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引领的文化转向。当主体民族志的概念和实践获得极大的学术影响力后，引入写文化的舵手又投入本体论的思潮，开启本体论的术语讨论和中国经验研究主张，一时间蔚为壮观。主体民族志本来是写文化的激进实验，经过调整又将自身纳入本体论话语，其结果是“两相宜”。笔者认为，学科弹性是学科品格的双刃剑，既塑造了中国人类学“与时俱进”的品格，又不断掩盖了学科根基薄弱的事实。其含义是，修辞转换总是和国际人类学思潮的变化相关。面对风云变幻的英语世界的术语涌现，人类学从业者常常深切感受到无所适从。另外，术语引入、翻译和传播是一个转译的过程，和转译者有很深的渊源。转译者需要根据中国人类学的需求，从国外同行的学术动态中挑选符合自身需求的术语、理论和案例。这既打开了一个西学的传输通道，又因为价值附加效应形成路径依赖，进而形成理论传播的“窄化”（thinning）。因此，转译者群体形成的国际化信息获得和筛选机制常常在盲点（blind spot）区域产生破坏、创造和革新契机。这方面又回到了西方人类学理论史的介绍、翻译和教材编写议题。笔者以为，恰恰是学科弹性，暴露了中国人类学基础研究的薄弱。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