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多维内涵，深入发掘并不失时机地拓展相关理论和学说，既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科学性、鲜明时代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进而不断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打造系统化经济学说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始终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的框架内。生产关系始终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新发展格局，绝不是一项随意、孤立的战略决策，而是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密不可分的，本质上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继续调整和变革，适应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协同发展，达成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畅通经济循环是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发展理念和思路，以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也必然要求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积极反作用，实现顶层设计同我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选择相契合。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要及时调整重心和重点，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经济大国的自身优势，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健康发展，不断激发生存力、竞争力、持续力，不断抵御内外各种风险，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阶段我国技术水平、总量和结构特征以及驱动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我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历史性地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17%，并且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二是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使我国的生产方式发生深刻改变，以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生产的智能化、智慧化正在各个领域迅速推广。三是我国已经形成了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建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并且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升。这些客观实际，决定了我们要在发展格局上适时跳出过去一个时期侧重数量和速度、依赖外部技术和市场的窠臼，转而从自身内部不断发掘新动能，以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的一般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又是首要的。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本质上就是要及时化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二者相互依存：生产创造出消费方式、动力和能力；消费也通过提供动机和对象对生产施加反作用。只有消费完成，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其价值才能得到实现，不以消费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循环就会中断，出现危机。
近10年来，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60%左右，大约拉动了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并使我国形成了6万亿美元规模的商品零售市场。与消费成为需求侧最强劲引擎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32%，贸易顺差收窄的长期趋势也在逐渐形成。从消费结构上看，我国的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日益明显，大批量、标准化、排浪式消费已经逐渐走向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消费，国际化产品、智能产品、绿色产品受到追捧。从消费渠道上看，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电商平台的异军突起，现代物流和快递使得商品流通时间大大缩短，制约消费的空间、时间壁垒正在逐渐消失。在传统的线下消费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质量、购物体验以及各种配套和衍生的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正在通过日益繁荣的跨境消费流向全世界。在充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同时与国外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对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中断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产领域，我国近年来取得的进步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在高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国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世界先进企业、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科技实力和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一些产业正在逐渐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在工业和制造业局部依然存在着产能过剩的情形，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产品的低技术、同质化一直困扰着竞争力的提升，亟待完成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许多农产品尤其是良种过于依赖进口，部分农产品附加值还比较低，没有及时适应市场和需求的变化。服务业发展依然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总体不高，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又面临很多瓶颈。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不仅意味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合理引导消费和投资，更意味着要把来自生产端的问题解决好，通过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从而使中国经济拥有稳固的基本盘。
全方位布局社会再生产
实现大国经济的内部可循环，同时也意味着维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以更加宽广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布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框架中，经济循环不是一次性、一个周期的运动，而是可持续的、循环往复的运动，既包括了微观层次各个市场主体的经济循环，也包括了国民经济的总循环。
首先，当代社会再生产的常态是扩大再生产，但要从根本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在动态中实现质变，扩大再生产的推动因素就要从简单的人力、物质要素转换到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要实现由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对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代替。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关键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过去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又消耗了大量资源，这种粗放的模式带来的巨大成本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点。另一方面，过去形成的“两头在外”模式也使得我国的科技进步困难重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许多“卡脖子”的痛点，有的已经关乎国计民生和发展安全，到了必须要彻底解决的时候。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起来，否则将功亏一篑。
其次，社会再生产畅通无阻，关键在流通环节，生产要素的流通有序顺畅、快速高效，将极大改善经济活动效率。当前，困扰流通的因素还有很多，价格机制不活、要素流动不畅、市场激励不足的问题集中暴露，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资困难。因此，除了在宏观上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之外，在微观上还要重点关注广大市场主体的现实需要。货币政策上要充分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积极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财税政策上要再帮一把，加大扶持力度，助力市场主体实现更大发展。此外，也要致力于流通渠道的继续改进，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支付体系和信用体系，着力打通堵点、接续断点。
再次，社会再生产除了要求商品和服务实现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还要求整个社会的生产布局维系结构和比例的平衡。这种平衡关系，最直观体现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避免出现资源的浪费，更宽泛地讲，还可以引申为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结构、对外开放结构的平衡。这同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有机统一的。其中，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旨在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实现产业基础设施再造。彰显优势、协调互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旨在克服城乡间二元经济差异，打造区域增长极并积极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多元平衡、安全有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则起到了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作用，通过合理利用两个市场，科学调度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再生产过程良性互动。
最后，社会再生产也包含着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是无可替代的，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没有劳动者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没有就业状况的日益改进，经济循环无疑将失去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把稳就业保民生继续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各种再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助力劳动者职业生涯高质量发展。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代表了不同的再生产过程，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进而不同经济制度的交汇和碰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要在制度上实现“扬长避短”。在维护开放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前提下，主动改变自身处于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中的被动地位，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消极作用向国内深度传导，抵御新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侵袭，特别是对近年来极少数国家的经济霸凌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积极引导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推动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并依靠自身发展提升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必然推动流通和市场的不断扩大，其发展趋势必定要突破一国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场。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必然要被各个国家的交流往来和互相依赖代替。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同时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结合在一起。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也随之扩展到全世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复苏缓慢，失业率不断上升，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旧有的资本积累体制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思潮沉渣不断泛起。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爆发，经济危机进一步上升为政治和社会危机。在危机面前，一些国家政府开始挑战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走上了反全球化的道路，还动辄采取霸凌和制裁的手段，不断升级对发展中国家的挑衅。这促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今垄断资本主义掠夺、扩张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正在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伟大转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保证了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基本稳定，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越来越需要中国注入智慧、提出方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维护多边合作，促进互利共赢，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契合历史趋势和世界潮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充分彰显定力和底气。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无疑把这种由内向外的促进作用指明出来，因此，我们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各种经济合作与交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同时，我们也要不断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现有机制，推进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战略和互联互通规划对接，为推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