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现象学运动经过百年的发展已蔚然成观，并逐渐将其影响散布到多个学科领域，但与政治学之间一直未建立起亲密的联系。在今天政治学界“方法热”的环境下引介现象学方法论，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何在？两者联合而成的“政治现象学”该如何定位？在科研实践中又该如何操作？

　　“应运而生”的政治现象学

　　这个“运”首先是指为其提供基础理论资源的现象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塞尔为应对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危机进行了转折性的反思，虽然其后继者各显其要、各行其道，但都秉持“朝向事物本身”的宗旨，以“悬搁”为方法论基底，旨在澄清世界的真正本质——政治世界自然也是其对象之一。因此，现象学既能够为政治学提供方法意义上的助力，也隐含着对政治生活的关切。

　　这个“运”也指由当代政治学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带来的机运。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大范畴的发展与繁荣形成两种积极影响。一是知识和理论体系的高速扩展，包括学科疆域的扩张、议题广度的增长和方法论及其应用的深入等；二是研究范式或秩序的日益稳固，特别是学科边界和实操方式都更加精确和特殊。但是，两种危机也如影随形：知识体系、理论框架乃至思维惯性的固化，使得不少研究有陷入滞胀的风险；堪称议题沙文主义和方法论中心主义的倾向，侵扰乃至破坏着学术对话的有序性。应对这两种危机时，政治现象学显现出天然的优势。依据现象学永不停歇追索本质的要求，能够促成对既有研究的不断反思，并通过重建或拓展，推进政治学研究的可持续增长。现象学还要求认识和悬搁诸观念，使用和权衡诸方法，因而是一种积极筹划与诸方展开有效、有序对话的研究方案。

　　近年来，国内政治现象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前述之“运”相契合，主要关注政治观念和概念等意识领域的议题，以及政治记忆和仪式等极具体验感的对象。相较而言，西方学界对于政治现象学的研究较为零散，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且论者多为现象学哲学领域的学者，以具体政治经验或实践为对象的政治现象学研究仍付之阙如。

　　政治现象学的基本定位

　　政治现象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郑和烈（Hwa Yol Jung）希望将政治现象学建设成现象学的一种亚学科。但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政治现象学更为贴切的表述是“现象学（的）政治学”（Phenomenological Politics），两者之间存在着主次（但非主仆）关系，并不宜被定位为政治学的亚学科。至少在当前初步发展阶段，追求建立一种边界清晰的学科范式，会极大拘囿其视野和手脚。因此，当前政治现象学更宜被定位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研究方法。

　　长久以来，现象学便是以重整人类认识论传统的反思哲学的形象出现，以澄清事物的真相为圭臬，这与“理论”一词的原初意义极为切近。古希腊语“理论”便含有“旅行”和“观看”之义，这种实践出真知的认识与中国古人所言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合。但是，正如人们往往走在不同的旅途中，理论也经常显现出“诸神之争”的状态。所以，现象学直接面对的世界是一种“理论”的复数形态，人们“永在其途”，“上下求索”。

　　为了更好地走在“林中路”上，我们可以从胡塞尔那借得两个概念来进行思维训练。一是设想为“遥远的外星人”，暂时搁置已有的经验和常识，依靠智慧生物所普遍具有的意识和感觉功能，“从头”且“重新”观察政治生活。可以从某个具体的政治事务、行为或概念开始，通过尽可能描述对象的所有面向，从而在意识活动中构建其最完整的形象，把握其本原状态，努力成为对象之本质的“代言人”。二是设想为“无私的旁观者”，在各种政治观念或价值判断的冲突中抽身而出，暂时搁置自身习以为常的偏好，重新对冲突的双方或多方进行验证。在这两种思维训练中，前者重“描述”，后者重“解释”，都服务于排除前设经验和认识（即“定见”）的桎梏，以让模糊的政治世界清晰起来。

　　政治现象学主要是在方法意义上吸纳现象学。现象学既朝向经验对象，又悬搁价值判断，与政治学相结合后，能够在具有经验偏好的政治科学与具有价值偏好的政治哲学之间充当第三条道路，甚至架设一座贯通两者的桥梁。现象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中有四大优点。第一，现象学要求充分体验对象的完整属性，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到位地描述通常具有多重面向的政治生活。第二，现象学要求充分考虑对象及其背景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厘清和排列现实政治情境中高度复杂的变量。第三，现象学要求在复杂多变的日常生活中解释对象，这有助于动态地把握政治意义的变化。第四，现象学要求充分澄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超越简单的主客体设置来定位政治学者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

　　政治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策略

　　政治现象学方法如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实践，是关乎前述理念能否落地的关键。基于现象学方法论的精髓、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性，考虑到政治学学者一般不太熟悉现象学理论的状况，我们初步设计了政治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四项基本策略。

　　一是“多重体验后的描述”。建议研究者尽力摆脱既有的认知捷径，如初见般充分调用感觉和知觉器官去扫描对象的所有要素及其属性。此举格外有助于寻找和评估合适的选题，并便于在此后的文献综述工作中采集、整理和评述合适的具体内容。二是“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提醒研究者需谨慎地将已有的相关定义和观点视作前设判断，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验证。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界定和澄清基本概念的范畴、内容和形式等。三是“渐进式还原的分析”。关键工作是遴选和并置各种相关理论框架，在寻找合适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比较后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提高理论与对象之间的适配性。四是“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强调所有类型的政治行动者、政治组织和政治规范都在一种“共在状态”中呈现其意义。这有助于促使研究者重视解释的广度和深度，努力揭示研究者、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在“周围世界”和日常生活/政治世界中的特殊及普遍意义。这四项策略并非顽固的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的方法论原则。它们既是具有各自侧重点和内在连贯性的步骤，能够合乎逻辑地服务于一项研究的整个过程；也可以通过变形以迎合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阶段的需要。

　　政治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

　　我国政治现象学研究虽然近年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但也面临着两种需要回应的质疑。

　　一种质疑来自现象学界，认为政治现象学应该坚实地建立在哲学现象学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不懂现象学则不能谈政治现象学。对此，《政治现象学》（Political Phenomenology）主编之一莱斯特·恩布里（Lester Embree）在《现象学入门》中指出，真正的现象学者要有三个警惕，即不要沉迷于文献诠释和评论之中，不要成为“辩论癖”，不要自视为一种专业哲学；现象学者的真正任务是“寻找事物的知识”。所以，作为政治学者，若没有时间和精力熟读现象学原著，也可以在对现象学的概念丛和学术史有基本认识的基础上，采用“拿来主义”，重点对现象学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功利性”汲取。

　　另一种质疑则来自政治学界，认为与当前的量化研究、田野研究和历史研究等主流方法相比，政治现象学的方法论特征不甚明显。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一则是现象学原本就是一种以“科学”认识世界为根本追求的方法，“方法”是其最为核心的标签。二则是观察法和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向来是现象学最为基础的具体方法，已经在现象学社会学研究中积累了大量应用。三则是现象学特别鼓励多方法和混合方法的使用，唯有在方法上崇尚开放性，才能保证其百折不挠地始终“朝向”事物本身。总之，在方法论意义上，政治现象学有其特殊性，可以将之归纳为：“始”相异，“终”不及，即始于对纷杂定见的悬搁，终于对本质的不断求索。

　　对于研究者来说，即便已经接受某种研究范式或方法的系统训练，也可以尝试用政治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改善其研究工作。在问题提出方面，它有利于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意识的生成和呈现过程，更有条理地表达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在概念界定和理论架构方面，它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定义，辨识观点，通过分类和比较打磨出更契合对象的理论框架。对于热点议题的研究，则可以通过政治现象学方法悬搁并验证既有发现，以寻找“蓝海”、避免“内卷”。对于在方法论训练上有所专长的研究者来说，政治现象学方法类似于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先在“建模”（完整把握对象的属性）的基础上进行“切片”（充分理解对象的结构），然后通过增材制造的方式进行“喷印”（有序呈现对象的内容）——对整体和局部的兼顾有助于改进混合方法的运用方式和效率。

　　或许，政治现象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工作更为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探究那些总是“想见却难见，已见实未见”的对象时，它要求我们充分调用生动的“体验感”；在面对“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宿命时，它赋予我们探索未知领域的“神圣感”；在陷入“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困境时，它鼓励我们去捕捉一切可能的“惊艳感”。

　　【现场互动】

　　问：政治现象学对最终事实本身的追求永远开放、永远未完成，会不会导致不可知论？

　　答：探索无止境与不可知论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确认一项研究永无定论，可能会让悲观的人早早放弃，但也可能会让乐观的人心生喜意。很多时候，对未知的向往就是研究的最大动力。所以，依靠政治现象学每前进一小步，都是在作贡献；每前进令人惊艳的一步，就是在提供洞见。

　　问：政治现象学作为一种思维或者说方法，是用现象学来研究政治问题吗？如果不是，两者边界又在哪里？

　　答：确切地说，是借助现象学的本体论反思和方法论原则，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研究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有其不可自满性，同时，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政治生活，提出较之已有政治学研究更具竞争性的描述、分析和解释方案。需要注意的是，现象学和政治现象学在方法的具体选择和运用上有所不同，毕竟现象学和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分别是意识经验和事实经验。即便在政治学领域中研究意识，也更倾向于使用社会科学的质性或量化方法，较少使用心理学哲学或阐释学的方法。

　　问：观察者很难不受认识世界的工具、知识框架、文化传统的影响，那又如何成为“无私的观察者”？

　　答：无私既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要求。悬搁是现象学为观察者铺设的通往无私的道路。悬搁一切对于政治学者来说的确有点强人所难，那么可以先悬搁具有冲突性的概念、知识、理论和认知；然后开放性地使用各种方法，从各种角度和路径对对象进行描述，对悬搁之物进行验证。

　　时  间：2021年3月16日

　　演讲人：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整理人：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邓  岩（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