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通俗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研究风靡全球，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渗透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类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生活之中。2021年4月，美国调查新闻记者杰西·辛格（Jesse Singal）在新书《权宜之计：为什么流行心理学无法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中提醒，通俗心理学许多研究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同时也不足以真正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通俗心理学发展如火如荼

　　20世纪60年代，通俗心理学伴随着西方国家的人类潜能运动兴起。宽泛地讲，以非专业人士为受众的心理学概念和理论都可被视为通俗心理学。1969年，认知心理学奠基人之一、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乔治·A.米勒（George A. Miller）在就职演讲中谈到，心理学的“秘密”不需要由训练有素的内行保守，广大公众必须做自己的心理学家，自行运用心理学原理。心理学家的责任更多地在于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心理学知识，而不是扮演专家的角色并试图将心理学用在自己身上。

　　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心理学界积极响应米勒的号召，面向普通大众的心理学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网络媒体产品呈爆炸式增长。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学教授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介绍，通俗心理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类标准，但有三类产品比较突出。第一类是以向公众介绍心理学研究最新进展为宗旨的著作和媒体节目，主创者通常是学术人员。这类作品与其他科学传播作品性质相似，主题聚焦于心理、大脑、行为。第二类产品应用性更强，不是以进行心理学科普为主，而是为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提供实用指南。常见的话题包括如何成为更好的领导者，改善亲密关系，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变得更快乐、更有吸引力、更聪明、更有钱等。此类作品的作者通常是心理医生而非学术人员，内容通常与关于其谈论话题所涉及的科学研究有一定距离。第三类产品针对心理疾病患者，为他们提供实际指导以减轻痛苦。可以说，第二类通俗心理学如同虚拟教练，第三类则提供自我管理治疗。

　　哈斯拉姆认为，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可被视为规模庞大的自我帮助产业的一部分。自我帮助指的是在身体、精神、经济、智识等方面进行自我改善，产品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书籍、影音制品、讲座、工作坊、应用程序、网络论坛、在线课程、私人教练、培训项目等。根据爱尔兰一家调查公司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自我帮助产业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主要的话题类别包括减重/运动、商业/销售技巧、商业机会/投资、关系改善、驱动力。自我帮助常常借鉴心理学，但不完全等同于通俗心理学。许多受欢迎的自我帮助作家并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而是销售大师、宗教人士、演说家等。通俗心理学，特别是自我帮助主题的通俗心理学虽然持续火爆，但也不时遭到质疑，例如科学证据不够确凿、结论过于简单化、解决方案浮于表面等。

　　美国斯泰森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 Ferguson）对本报记者表示，一般而言，职业心理学家倾向于不将通俗心理学视作真正的心理学，或对其持负面态度，因为这类内容通常缺乏充分的实证科学依据。作为心理学教师，他们时常告诫学生通俗心理学读物中所写的不是科学真相。普通人可能难以分辨货真价实的心理学与通俗心理学、伪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但他们想知道怎样减轻压力、缓解焦虑、与伴侣和谐相处。因此，那些看似给出简单答案的作品很容易热销。相反，真正的科学研究大多是复杂的，没有绝对化的结论，不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不成熟见解风靡对社会有害

　　辛格在著作中谈到，他曾对著名的内隐联想测验（IAT）进行过调研。IAT由美国心理学家安东尼·G.格林沃尔德（Anthony G. Greenwald）等人于1998年首次提出，通常用于评估受试者的内隐刻板印象。该测试被许多心理学家视作用于探测并减轻与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相关的群体偏见的重要工具，学校、企业、警务部门以及各类机构的培训中都加入了这项测验。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发表研究批评IAT的统计意义薄弱、方法不可靠。经过大量阅读和采访，辛格发现IAT对真实世界的参考性很低，人们相信它的部分原因是其为种族关系紧张等问题提供了貌似前景乐观、易于实行的解决办法。这促使辛格考察了近几十年里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观点，并由此认识到通俗心理学令众人“神魂颠倒”的黑暗面：许多广为流传的观点不是100%的谎言，但被严重炒作、过度吹捧，证据力度不足。

　　“不成熟见解”的流行以及媒体、商业机构、高校对它们的大肆宣传和营销并非无害。这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导致夸大其词的研究者获利，而其他人的科研经费短缺。而且，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界限模糊有损心理学的声誉。另外，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以心理学和医学为代表的多个学科领域出现复制危机，大量研究未能被成功复现。目前的证据显示，已发表的心理学研究中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有误的。在此背景下，人们更应警惕那些新颖的、听起来激动人心的心理学观点。辛格提出，了解通俗心理学为何极具诱惑力、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信息在公共领域内是怎样传播的等问题十分重要。我们无法依靠半真半假的说法解决今日社会在气候、环境、公共卫生、种族和经济平等、教育等方面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

　　通俗心理学忽视结构性因素

　　哈斯拉姆表示，通俗心理学聚焦于个体，这可能会导致那些阻碍人们更好生活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被忽视，进而使得开展结构性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被削弱。轰轰烈烈的自我帮助运动还可能造成自我迷恋，驱使人们追求不可实现的完美。在辛格看来，通俗心理学的成功与美国人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现状有关。最近几十年来，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政治失灵、制度的正当性衰落，对个体的关注越来越强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丹尼尔·T.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在著作《断裂的年代》中谈到，如今，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强调选择、能动性、绩效、欲望，而想象的共同体不断萎缩，结构和权力观念变淡。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如同漂浮于市场中的离散个体，一方面对自己的幸福负有更大责任，另一方面与大群体、制度、共同观念日益隔绝。

　　同时，美国人还经历着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所说的“风险大转移”：随着社会保障网络被破坏，更多风险从企业和政府转移到公民身上，经济不安全不断向收入和财富阶梯上更高的位置蔓延。这使每个人都感到必须强烈捍卫自己的收益，警惕阶层下滑的可能性。“断裂的年代”与“风险大转移”的结合使通俗心理学在思想市场上胜出。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对个体的优化和改进，而非理解个体是如何被不受自己控制的宏大力量影响的。

　　在心理学内部，上述趋势造就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的行为大体上是受微妙的力量驱动的，且能被微妙的力量改变；宏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是不可见的、不重要的、较易被改善的；潜意识和偏见对社会结构影响极大，但能够通过行为干预措施得到纠正，产生显著的良好效果。辛格将这种观点称为“繁荣世界观”，其支持者认为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提出的轻巧的、性价比高的办法能够明显改善或解决复杂问题。例如，他们会强调，优化系统中的个体参与，能够缩小教育差距。但面对相同问题时，社会学家则会考虑到种族不平等、早期生活经历等多方面原因。

　　“繁荣世界观”不否认潜意识和偏见之外存在着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其设置了非常具体、细化的优先项，其他一切几乎都退居其次。由于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无法轻易通过心理干预得到修正，“繁荣世界观”和通俗心理学提供的只是权宜之计。弗格森强调，总体而言，对复杂问题的简单解释或简单解决方案十之八九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思考，在面对只是在情感上吸引我的观点和有充足的证据支撑但不能完全令我满意的观点时，哪一种观点更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