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而言，既是方式和途径，又是方向和目标。“三大体系”建设与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从全球层面讲，这是彰显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全球性大国，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上有显著的全球性贡献，更需要在软实力层面，在社会、文化、艺术、科技领域对人类发展贡献力量，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三大体系”建设正是这一要求之下的重要举措，而中国学者有责任参与到全球智力和智慧精进的过程中。

　　其次，从对中国的意义上讲，这是提升软实力的必然需求。学术实力、学科实力和科研话语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若能在更高程度上赢得全球的认可和认同，离不开中国软实力的全球影响。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并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的过程，就是提升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全球影响力、引领力的过程。当前，中国硬实力有较大提升，而软实力较为不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认同度高，而对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认同度较低。在此背景下，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及相应的软实力提升便显得更为紧迫。

　　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艰难的过程，但恰恰是因为这种艰巨和艰难，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寻找更高目标的同时，拓展学术视野、提升学术追求、锻造学术实力、夯实学术能力和增强学术勇气。同时也有助于去除中国学风中残存的过度西化、唯西化的倾向，使中国学者以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视野公允判断、提升自我、贡献智慧。面对“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任，为了优化路径，实现目标，笔者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关键性理念和策略。

　　第一，从宏观层面讲，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核心保障。如果一个国家本身实力不强、全球影响力不大，关于这个国家的许多研究往往在全球范围内典型性和普遍性不强，甚至还会影响到该国学者进行全球发言的动力、信心和可能性。种种类似原因容易导致该国国际学术话语权不强，这种因果关系虽然并不绝对，却也往往在情理之中。

　　因此，未来在“三大体系”建设与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提升过程中，在国家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将是一种核心保障。在当下和未来，具有大国实力和风范的中国，将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典型性和引领性的研究议题和样本。同时，坚实的科研投入、优良的科研生态以及恰当的科研政策更能够因国家的全球向心力而使“三大体系”在全球释放更大的影响。

　　第二，从理念层面讲，中国学者需有摆脱西方学术的信心和勇气。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学术和学科，曾长期扮演着西方学徒的角色。在研究中国话题时，中国不少领域的学者却要不远万里绕道伦敦、纽约、巴黎，看看西方学术典籍和理论观点怎么说，然后自己才会“照本宣科”地“指点”本土命题。固然，在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初始阶段，师从西方学术和学科，学习西方研究的话语方式，吸取有益成分，有助于我们自身的研究快速成长、快速积累。但无论什么时候，一味追随都不是最终目标，我们期待的是能够通过学习实现弯道超车，通过积累夯实自身的特色性和独立性。

　　在“三大体系”建设中，人是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中国学者必须首先屹立起来。中国学者需要具有面朝中国、面朝国情、面朝乡土、面朝本土的理念和意识，既不故步自封，又不一味追随，融汇中西视野，胸怀独立意识，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这需要政府、学界、业界和全社会的鼓励并形成风尚。

　　第三，从政策层面讲，在顶层设计和基层实施中需有完善的机制保障。“三大体系”建设是高瞻远瞩的，但就实施过程而言，还需要各个层级有顺畅的机制保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说，需要一系列的关于科研规划、科研评价、科研导向、经费运行、激励机制、协调各方的政策出台。

　　从基层实施的角度说，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形成良好的“三大体系”建设的氛围，包括对科研教学人员的培养和保护（特别是对重点学者和青年学人）、在奖励机制上有所倾斜、在报销和经费制度上以科研教学人员为主体、减轻相关科研教学人员的琐碎事务。

　　当然，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三大体系”建设需要以中国学术“走出去”为标识，无论是顶层还是基层政策机制建设都需要有意识地鼓励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和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也需要鼓励中国学术平台打造出自身的全球影响力。

　　第四，从人才层面讲，鼓励兼具国际和本土理念的年轻学人快速成长。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人才是保障。这既需要前辈学者旗帜性、宏阔性、思想性地指引方向，也需要青年学人脚踏实地、沉静勤勉地致力其中。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一定程度上说，青年学人代表着“三大体系”建设的未来。

　　近年来，不少“80后”“90后”学人初入学界，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学者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不少这类学术训练遵循的是国际规范，他们对全球学术话语比较熟悉。同时，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促使他们能以更为客观、公允、平衡的方式看待中国和西方。无论是青年学人还是前辈学者，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怀有潜心治学的问道情怀，都将是“三大体系”建设和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最根本的智力保障。

　　第五，从传播层面讲，充分利用各类媒介渠道对外传播“三大体系”成果。“三大体系”建设既要鼓励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的非功利性，也需要注重传播主体和机构在学术成果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述而不著”“著而不刊”可以是研究者个人行为，但对于已经呈现的“三大体系”建设中的代表性成果，特别是需要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中国学者成果，我们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传播理念的重视和筹划就必不可少了。

　　报纸、杂志、电视、出版等传统媒体的渠道固然要重视。但在这样一个媒介融合时代，传播过程更需要重视网络新媒体手段。我们不仅需要将中国“三大体系”建设成果在科研网络平台中“入库”展示，还需要注重将这些成果推向日常化、生活化、大众化的海外新媒体平台，包括社交平台、影音平台、新闻平台等，积极主动地以更高密度、更强力度向更广的受众进行推送甚至实现“刷屏”传播，提高中国“三大体系”建设成果的社会话题度和社会影响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对科研成果的表述和表现方式进行大众化转换，务求实现有效传播。

　　“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学术“走出去”，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有关“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如何传播”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析。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及模式创新研究”（CUC19ZD01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融合时代首都主流媒体的传播艺术提升研究”（17JDXCB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