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在“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下，中华典籍进入国外市场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华典籍的国际知名度得到显著提升。以中华典籍阿拉伯语翻译（以下简称“中华典籍阿译”）成果为例，在中阿双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典籍阿译也取得了不少进展，译著数量达30多部，如《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孙子兵法》《周易》《诗经》《楚辞》《西厢记》《三字经》《弟子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荀子》《史记》《唐宋文选》《天工开物》《金瓶梅》《元曲选》《列子》及《战国策》等，有的是由中方学者独立完成，有的是由阿方学者独立完成，有的则是由中阿双方学者合作完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华典籍对阿传播，应认真梳理中华典籍阿译的主要问题，充分把握中华典籍阿译的基本原则，切实推进中华典籍阿译的核心任务。

　　中华典籍阿译的四大主要问题

　　为何推进？中华典籍阿译旨在让阿拉伯世界了解“经典中的中国”，以中国文化独具的思想和精神丰富阿拉伯世界，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向阿拉伯世界传播古代中国独特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及“仁爱”“非攻”等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理念。它不仅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能否为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新思路、贡献新价值，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打造融通中阿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塑造阿拉伯人眼中的良好中国形象，增强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力。

　　有何困难？其一难在中华典籍阿译包括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要将其从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再由白话文转化为现代阿拉伯语，这样的转化过程可能导致其语义、韵律和风格的流失；其二难在中华典籍所富含中国特色文化意象、历史意象和社会意象，会因中阿文化差异而流失；其三难在如何在当下准确或重新诠释中华典籍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国人对人类和自然的深刻思考，需要译者对目的语和源语文化、语言和哲学具有深厚功底。

　　应为何物？中华典籍阿译不能仅限于儒家文化，而忽视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因为儒释道文化以及先秦诸子、汉唐思想、明清思想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可偏废；也不能仅限于汉族典籍，而忽视藏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中国少数民族典籍。

　　该由谁做？其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顺向翻译与逆向翻译。顺向翻译主张应由阿拉伯译者负责，因其母语能力要远胜过中国译者的阿语能力；逆向翻译则主张应由中国的阿语译者负责，因其对中华典籍的研究较为深刻，有条件对其进行考证、校对与修正。虽然阿拉伯汉学家在从事中华典籍翻译时具有较强的阿语优势，却因缺乏古汉语知识而无力体现中华典籍的简洁之美和独特韵味，甚至会歪曲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因此，中华典籍阿译应更多地采用逆向翻译的方法，既要体现中华文化特征，又要考虑阿拉伯读者的理解，坚持“中方主译、阿方润色”相结合的策略。

　　中华典籍阿译的五大原则

　　“放眼世界”与“立足本土”相结合。中华典籍阿译必须与中国文化战略紧密结合，使之在对阿传播中国文化、借鉴阿拉伯优秀文化成果中发挥更大作用，有效体现中国独具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更好地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故应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原则的指导下，做好中华典籍阿译工作，保持文化个性，减少文化亏损，力求形神兼备，努力实现中阿文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谐发展。

　　“中方主译”与“阿方润色”相结合。中华典籍阿译要登高涉远，就必须谋求合力。既可先由中方翻译，再请阿方进行语言润色；也可先由阿方译出初稿，再由中方修改定稿。要使译文内容更加忠实原典，更具可读性，就必须争取阿方专家加盟，形成翻译合力，以纯正的阿拉伯语和易于为阿拉伯读者理解的方式来表达中华典籍内涵，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对阿传播。

　　“翻译实践”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翻译质量低劣与高端翻译人才匮乏已成为提高中华典籍阿译水平的两大障碍，成为制约中华文化走进阿拉伯世界的两大瓶颈。因此，要加快高端阿语翻译人才培养，提升阿语译者的语言功底、文化功底和翻译技巧；制定阿语翻译人才培养纲要，加大高校阿语翻译教学力度；严格实施阿语翻译质量管理，建立阿语翻译人才和翻译机构的资格认证，促进阿语翻译职业化发展；加强阿语翻译市场管理力度，使之规范经营、有序竞争；建立开放的阿语翻译修正体系，对阿语翻译进行全方位督管监察，形成规范的阿语翻译环境。

　　“闭门造车”与“借帆出海”相结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解决中华典籍阿译与出版的水土不服问题，不仅需要优良的“种子”（翻译作品），而且需要合适的“水土”（出版机构）。阿译成果若仅在国内市场流通，无法进入阿拉伯图书市场，那就是出口转内销，就是“闭门造车”。因此，在中华典籍阿译成果“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借帆出海”的重要作用，对“怎么借”“向谁借”“借什么”加强研究。这既需要中方译者加强与阿方译者的有效沟通，深度了解阿拉伯读者的阅读需求，快速锁定对阿方有价值的中国典籍，也需要中方译者与阿拉伯出版机构加强联系，及时了解阿拉伯图书出版行情，真正实现中华典籍阿译成果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传播目标。

　　“翻译批评”与“话语建构”相结合。典籍阿译批评与做好典籍阿译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它如同“剜烂苹果”，有助于克服典籍阿译中存在的滥译、乱译等问题，纠正其中所出现的错误和不足，对提高翻译质量、打造翻译精品具有积极作用，对繁荣我国阿语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也是典籍阿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因为任何翻译理论的建立均有待于翻译实践的检验；反之，任何翻译实践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翻译理论。它还是阿语翻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阿语译者的翻译能力，提高其翻译水平。

　　在加强典籍阿译批评建设的同时，还需检视中华典籍阿译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类相关翻译话语库存，不断提炼与总结，以建设中华典籍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汇阿译数据库为抓手，稳步推进中国特色文化语汇的国际认同，逐步建构中华典籍阿译话语体系，努力促进中国翻译话语的有效国际传播。

　　中华典籍阿译的一大任务

　　努力构建中华典籍阿译理论是当下切实推进中华典籍阿译工作的一大任务。虽然相关工作尚未起步，相关人员也严重匮乏，但调研中华典籍阿译成果在阿出版发行状况，厘清阿拉伯世界在外国典籍翻译领域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中华典籍阿译史，对我国构建中华典籍阿译理论、推进中华典籍对阿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当然，在构建中华典籍阿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突出人文，时代转换，中阿融通”的理念，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论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美学渊源、哲学思想和诗学内涵，提炼出具有时代特色和精神高度的译学思想；要胸怀文化主体性意识和历史担当精神，既重视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突出典籍阿译理论的中国特色，也注重典籍阿译理论建设中的“中阿融通”，体现海纳百川的优良传统，通过创造性的整合，实现理论创新，促进译论形态多样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