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研究在海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也是中国研究在海外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海外中国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应如何增进国际交流并提高学术影响力？近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所长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与英国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教授克里斯·罗利（Chris Rowley）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们认为中国研究将在海外取得长足发展，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将日益增长。

　　推进国际学术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请您谈谈中国研究在英国的发展？

　　伯格洛夫：在英国，有多所优秀的高校正在推动中国问题研究。每所高校都有各自的发展优势。越来越多的英国高校开设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未来中国研究在英国仍有更多可探索的发展方式以及可拓展的合作项目。在很多英国高校，日渐增多的中国中心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中国中心正汇聚更多中国专家学者，并为更多希望理解中国发展、研究中国发展的海外学者们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中国中心通过组织专题研讨的形式增进中英双方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研究在英国将逐渐成为主流。

　　罗利：过去英国的中国研究更多关注中国“是怎样发展的”，从海外视角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何不同”，往往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视角。而当前对中国发展的研究更多是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主要的研究议题在于中国“走出去”，例如海外商业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

　　注重中国原创理论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中国研究领域，国际学术界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伯格洛夫：显然，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积极参与也正在改变全球化进程本身。这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也许是最为明显的。中国也更广泛地影响了全球治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增强，现有国际机构将面临新机遇与挑战，同时新的国际机构也可能产生。中国需要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生产力，培育人力资本，以促进高质量、包容性增长。

　　罗利：未来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很可能类似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研究，更关注中国在对外开放以及国际领域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例如像电影《美国工厂》中所展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过去的70年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您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学术机构之间的跨国合作在此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伯格洛夫：中国高校过去一直处于学习借鉴的过程，但在过去30年中，高校等学术机构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高校、智库已成为国际学术机构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但我认为未来仍需要拓展与更深层次的机构合作。此外中国学术机构将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更具自主性和学术自信。中国学术跨境协作的研究将越来越多，会涉及基础设施、大数据以及社会科学等领域。中国也在相关学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中国需要更好融入国际学术合作。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可以承担引领者的角色。

　　罗利：随着中国发展，未来可能发生类似历史上由不列颠式和平（Pax Britannia）向美式和平（Pax American）的那种转型，未来的某一阶段将出现中式和平（Pax Sinica）。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术机构将起到推进国际合作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机构的推进作用，需要建立在批判性思维、理性辩论以及学术自由等基本学术原则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学术界的同行有什么建议，以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愈发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应该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根据您的经验，“中国研究”如何才能吸引更多受众？

　　伯格洛夫：中国学术的发展基础是进一步提升完善中国的研究条件，保护学术自由，以创造最佳的研究成果。显然，增加中国学者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以及提升中国学者向国际学术期刊投稿的数量也可以有所帮助。鉴于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迅速普及，中国可能会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机构合作的加强也将对中国研究产生长期影响，并将促进其国际化与主流化。

　　罗利：中国将发展原创性的学术理论，而不只是以中国的数据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建议中国同事的研究目标要清晰明确，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认识到研究中可能发生的社会期望偏误和确认偏误。

　　中国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中国如何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伯格洛夫：我认为未来全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这一挑战将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造性贡献。中国有自身的挑战需要应对，但是中国已经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中国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罗利：中国将在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公平分享全球化红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伦敦10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