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传播学界呈现出学术繁荣的景象。然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如何、在国际上处于何种地位以及中国传播学的国际化情况如何，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回顾与反思。传播学在中国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传播学学术界的本土化特征已经出现，传播研究的中国学派风格也已基本形成。然而，在中国学术“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社会科学普遍落后于自然科学，传播学也不例外。以对外传播研究为例，学术界自弹自唱、自说自话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类学术研究对国际传播实践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

　　文化间性理论告诉我们，在促进学术研究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需要把握多元文化通约性和不通约性之间的平衡。中国学术“走出去”，就是要形成学术对话机制；形成研究范式的多样性认同和学术的彼此包容；形成学术趣味与学术关注点的趋同。其中，建立对话机制是中国传播学“走出去”的重中之重。

　　“走出去”面临障碍

　　应当承认，当前传播学学术研究国际化进程中存在沟通障碍，这种沟通障碍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政治和学术偏见。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界，普遍存在文化优越感和制度优越感。一些西方学者秉持一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理念，对中国政治文化体制下的学术研究带有某种偏见。二是学术研究范式的不兼容。我国传播学发展历史较短，学术队伍大多是从新闻学等学科转行而来，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五花八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验主义实证研究的主流传统不相融合。三是话语体系不兼容。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话语方式，已经深层次影响了传播学研究，这种话语与西方行为科学研究偏重个体、关注形而下现象的学术话语体系有所不同。四是缺少学术交流平台和交流渠道。中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最常见的问题是中国学者较少在国际会议上发声，较少在西方主流期刊上发表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出新

　　自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已走过近40年发展历程。从早期引介西方传播学，到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趋势的形成，传播学研究已完成了中国化的基本使命。中国流派的传播学研究主题日益贴近中国社会和传播实践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对我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中自主创新的强调，体现出对推进传播学中国化的强烈追求。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反映在学术议题上，呈现出逐步拓展、深入和细化的过程，而“中国化”目标的日益凸显和对中国化建构的思考步步深入，是其中最为意义深长的环节。

　　如何协调本土化与国际化二者的关系，事关中国传播学学术发展前途。21世纪拓宽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至关重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学术理念、思维方式是我国传播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面向我国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探讨融合与创新之路，包括探讨融会贯通东西方传播理论的重要性，研究传播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与互动，讨论通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拓展新闻学的视野等，均是我国学术界的积极作为。之所以要强调传播学学术的本土化，是因为许多本土议题与社会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当代中国从传统大众传播转型到社交网络传播，新问题、新现象不断涌现，传播学本土化就是要努力探讨如何让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本土语境中得到阐释。同样，中国学术界思考国际传播问题，也是为国际传播问题研究提供中国方案。

　　从国际视野思考中国问题，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一种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当下中国语境中的融合与创新涉及许多分支领域，如网络舆论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媒介文化与跨文化传播、数字传播与人工智能等。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议题已经与西方学术界基本同步，有些研究甚至已处在国际学术前沿。因此，研究好本土化的问题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总体而言，只有将本土问题研究深入才会真正引起国际关注。中国学术“走出去”，需要让国际学术界明白中国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研究的议题是不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中国学术界的思考是基于何种视角，是否具有文化通约性以及是否在思考终极目标上能够形成共识。这些都是中国学术“走出去”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深化交流与互动

　　传播学研究学术交往的有效性，应突出沟通的必要性。在西方文化哲学理论中，文化间性作为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应用，为目前多元文化背景下处理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西方文化间性视域下对传播学术交往能力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沟通交流在当下学术国际化进程中是远远不够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必然存在，否则也不会有社会关系的存在。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当成是主体间的一种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沟通行为语境、协调彼此的行为或行为计划。解释与共识的形成在传播研究学术的交往互动过程中非常重要，实现学术传播的对话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努力消除西方学术界的学术偏见，展示中国学派、中国风格的优势。加强学术交流和学术互动，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让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学术界的过去和现在，也让西方学术界参与对中国传媒现实的研究。例如，在对外传播中，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意图与和平发展理念，就必须让西方学者先理解中国价值观，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何作用，从而让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建议。二是融通学术研究范式，使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用国际通用研究范式进行表述。中国要学习如何进行模型建构、如何开展变量关系的量化研究，从而形成研究共识，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接受。三是积极创造交流机会，增加交流平台。积极开展国际会议、国际学术发表、国际参访等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让双方都能参与国际热点话题和中国问题的讨论，实现彼此的理解。四是在强化阐释力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传播理论体系。我国传播学研究要在西方主流学术圈中拥有话语权，构建科学的学术研究体系至关重要，强化阐释力，借用西方话语中的学术语言和理论，构建融通中外的传播研究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西方学术界的理解和认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终将走向世界，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为改变西方各国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认知偏差，构建完善的传播学研究体系十分必要。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