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学科研究中加强传播学与传播能力建设
2019年10月25日 08: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5日第1801期 作者:本报驻波士顿记者 侯丽

  【核心提示】伴随着越来越多出版物的出现,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手段。然而,人们对跨学科研究成果评估的认识仍然比较有限。

  传播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社会科学,学术“走出去”与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离不开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近年来,传播学的跨学科发展越来越明显,并为相关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式方法。

  全球化影响下的传播

  美国社会学家和作家詹姆斯·罗尔(James Lull)以研究通信技术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闻名,除了学术生涯外,他还在媒体任职多年。他在学术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沟通在人类进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e: A Global Approach)一书中,罗尔对媒体、传播、文化在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影响下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该书曾前后出过两版,在后一个版本中,他论述了从新西兰毛利青年的嘻哈混血儿,到巴西、美国种族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再到麦当劳(McDonalds)和微软(Microsoft)的全球影响力,对全球化、符号权力、流行文化、意识形态、霸权、社会规则、媒体受众、文化疆域和超文化等复杂的理论概念进行了清晰而生动的阐释,挑战了人们传统上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罗尔将理论与全球文化融合的最新趋势联系起来,为全球媒体、传播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方法。该书成为人们在媒体研究、传播研究、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基本阅读书目,还拓宽了相关研究者在不同学科间的研究路径。

  注重跨学科研究的评估

  跨学科研究在增强传播能力建设上的贡献已不言而喻。传播学实际上是研究人类一切沟通行为和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影响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关于传播研究的视角,需要汇集各种观点与方法。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在这种背景下,传播研究汇集了多种学科和视角,比如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交叉学科,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学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伴随着越来越多出版物的出现,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手段。然而,人们对跨学科研究成果评估的认识仍然比较有限。传播学在跨学科发展过程中同样要注意研究的一般性原则及其有效性。朱莉·克莱因(Julie Klein)等对此做了相关研究。针对跨学科研究,克莱因分析了研究绩效和评估之间的平行关系,提出了评估的七个“一般性原则”,并由此反映了学科、测量等基本概念内涵变化。

  他认为,跨学科研究必须对各个标准进行校准,并在需要谈判和妥协的平衡行动中仔细管理不同学科、专业和跨学科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跨学科研究是否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前提条件”是一大影响因素。如果前提条件足够灵活,允许多种集成和协作途径,那在此背景下,建立新的认知共同体就显得更加水到渠成。这七个“一般性原则”为评估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连贯的框架:(1)目标的可变性;(2)标准和指标的可变性;(3)资源利用与整合;(4)社会因素与认知因素的协同作用;(5)管理、领导和辅导;(6)全面、透明的系统与迭代关系;(7)有效性与影响。

  重视新研究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新出现的跨学科文本越来越多。比如数字时代的媒体人类学将引起媒体与传播、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兴趣,以及任何希望了解人类学在更广泛的文化辩论中的应用的人的兴趣。纽约大学的费耶·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评价称,跨学科领域是媒体学者和人类学家需要共同关心的话题,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们和社区应理解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