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阐释中国”，指的是对于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等相关内容进行说明、解释，着眼点在于中国的内容；而“中国阐释”则是站在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逻辑基础上进行相关内容的阐释、说明，除中国内容之外，还包括对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阐释”着眼点在阐释主体，即阐释的理论逻辑一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当下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必须解决如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由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议题少。所谓学术议题，指的是对于一个社会现象用一定理论框架进行描述、归纳，这种学术议题的提出本身就含有一定的阐释和理论定性。能否提出学术议题、提出了哪些学术议题，不仅是一个学者理论发现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学术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标志。
近30年来，关于中国崛起的学术议题林林总总，如“文明冲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等，无一不是出自西方学者，这些议题绝大部分是基于欧美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框架对于中国发展道路进行阐释。一些议题不仅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有些还被实践反复验证是明显错误的、荒谬的。
迄今为止，由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具有一定世界影响的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学术议题可谓凤毛麟角。这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创新能力已经不是新问题，属于老生常谈。学术创新能力涉及中国学术体系设计、学术人才培养等诸多制度性的问题，明显超出了本文讨论范围。但是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功实践，中国学术理论界不能解释，而是跟着西方学术界跑，这实在令中国学人汗颜。对于束缚学术理论创新的体制机制等结构性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是中国学术组织发起的高质量国际学术活动少。所谓学术组织，是以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而由学者进行的，主要是组织、管理、协调学术研究活动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实体。学术组织的数量、活跃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地区学术发展的晴雨表。
在关于中国研究领域，欧美由学者发起的学术组织历史长、规模大、成果多，如欧洲汉学学会、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等均具有广泛的学术动员、组织能力。如美国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成立于1941年，截至2018年，在全球拥有近1万名会员，是欧美涉及中国研究的学术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协会季刊《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自1941年开始出版，主要刊发以中国、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为主的高质量学术研究论文；协会的“亚洲研究参考文献索引”（BAS）被公认为亚洲研究领域的权威索引工具之一。2010年该索引系统推出了电子版，囊括了77万余条包括书籍、刊物、文章、传记、丛书相关部分节录、会议等方面的索引信息。AAS已经成为欧美学术界关于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的一个权威学术组织。
反观中国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数量庞大，但是真正有影响、有一定规模并能够独立组织相关学术知识生产的组织还不多。其中能够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学术组织更是罕见。在一些西方大学、研究机构的会议室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问题，却见不到中国学者，这已经成为多年来见怪不怪的现象。近些年由中国各类高校发起举办的国际会议明显增多，但普遍存在影响不能走出国门的问题，因此更谈不上中国学术影响的发挥。如何发挥中国学术组织的作用，与欧美学术界进行成功互动，推动世界学术界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既有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有操作层面的问题。总之，如何充分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是第二个挑战。
第三是由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品种规模少。学术图书出版是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的客体化，同时也同样具有组织学术生产的职责和功能。学术出版同样体现着学术界的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影响力的日益增大，有关中国主题的各类出版物，近30年间一直是世界出版市场的重点和热点。仅从世界图书馆系统的数据来看，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出版的学术图书品种，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超过2万种，个别年份超过3万种，2016年为31916种，2017年为26938种，2018年为22255种。关于中国主题的高质量期刊、论文，仅据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发现，2016年为2130篇，2017年为2334篇，2018年达到了2444篇，2019年1月至5月的篇数为1706篇，接近了2014年全年的总量。这些学术图书和论文，绝大部分是用英文撰写，并且是由欧美知名的大学、专业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所出版。
根据笔者基于OCLC数据库对于2017年、2018年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出版的英文图书品种统计，每年在2000种左右，大约占世界出版中国主题图书10%。显然，中国出版机构的出版品种绝大部分是用中文出版的，能够出版英文或者其他西方语言的出版机构还不多。提高跨语种、跨文化、跨国别的世界出版能力，是中国出版机构必须加大努力完成的一个目标。
总之，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当下迫切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必须改变目前由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学术议题少、中国学术组织发起的国际活动少、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图书品种少等“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目前学术理论创新、学术组织作用的发挥、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出版能力提高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还与中国当下学术研究制度改革、高质量学术人才培养等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解决紧密相关。任务是艰巨的，面临的问题也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历经70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具备了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和手段，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能够交出漂亮的答卷。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