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就是要端出一桌全新的“菜肴”，因此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新的“菜肴”本质上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晃一晃各式新菜单就算“创新”。所以，在真正端出全新的“菜肴”前，关于“理论创新”本身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也不妨围绕“理论创新”的外围条件做一些梳理，看看我们离“创新”还差多远。

　　哲学“理论创新”具有时代必然性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用这一命题来概括“时代”与“哲学”间的关系，大抵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大家特别重视“理论创新”？回溯历史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哲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强调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改革开放前，哲学主要是一项从属于意识形态的工作，那时大学的哲学系主要以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任务，甚至不存在现代外国哲学这个学科，有的是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哲学曾对推动我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学研究也逐步回到了学术自身的逻辑上。

　　第二个阶段是回归学术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马哲、中哲还是西哲，哲学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学术上的沉淀。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从资料上还是从学理上，都开始重新回归经典思想与文本；西方哲学则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进行了相应的介绍性研究；中国哲学也整理了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料，同时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展开。这个阶段哲学开始全面“回归学术”。

　　第三个阶段应该说刚刚开始。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还是世界的风云变幻，对于哲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哲学需要有能力面对“生活世界”，有能力把握时代脉搏，哲学必须创造性地言说。在前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国的哲学终于开始循着自身的学术逻辑推进思想的发展，哲学也进入到某种创作的时期。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的哲学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新形态，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理论创新”有其时代的必然性。

　　任何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应提供对理论工作进行积累与前进的范式。很多思想工作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积累、推进与修正；同时这也意味着在这种范式下会聚拢一批学者，形成某种“共同体”。“理论创新”不只是简单地说我的观点与前人不同，真正的“理论创新”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理论视野、理论范式。这种范式正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回应，因此一种“理论创新”不仅是个人的工作，还应带动一批学者在新的范式下推动思想的深入。以这个标准看，现在哲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工作还是有所欠缺和有所遗漏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回到问题的根基上来重新面对自己，“理论创新”刻不容缓。

　　提供哲学“理论创新”的土壤

　　“理论创新”本质上是一项孤独的探索。“创新”之为“创新”，根本上是一种突破，是在既有体系之外新的创造，并且需要一个被接纳的过程。“理论创新”意味着对于前人理论的冲击，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既有理论范式的一种“破坏”。创新的理论常常是前人的理论框架所不能容纳的，是不合乎既有标准的，甚至提出该理论的人与从主流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格格不入的。“创新”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引起一部分人的排斥。“创新”更大的风险在于这种“突破”与“破坏”一开始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没有“突破”与“破坏”就绝不可能有“创新”。“创新”本质上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在某个时刻一定是不从众、不被理解的。无论是准备“创新”的人，还是鼓励“创新”的人，都应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鼓励“创新”不是一句空话，要有某种制度的保障与条件。在既有框架内构建更宽松的环境，确立更宽容的态度，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对于“理论创新”可能更加重要。

　　“理论创新”同样需要一些学科条件，目前学科体制对于哲学的理论创新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哲学学科八个二级学科的分类有不合理之处，其逻辑性不是很强，区分较为混乱，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内在逻辑，有不同文明的逻辑，有哲学自身的区隔，而这对于理论的积累和发展是不利的。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我们的学科建设、研究室设置、资源投放、学会设立，甚至是学术刊物的编排，都会按照这个格局来设置。这会造成几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造成哲学内部的分裂，不利于形成整全的哲学视野；二是哲学学科的外延太广，不利于学科自身的整合；三是二级学科内容太窄，难以独立推动学科发展。

　　我国没有全国性的哲学学会，只有二级学科的学会，没有一个哲学界各领域同行能够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共同平台，这表明中国的哲学缺乏某种整体性。就哲学专业培养来说，导致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学习，学术上不是很成熟，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但并不真正理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的成立，就是希望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至少在某一个领域里受过较为完整的训练。学术训练前期应较为广泛，后期应有所深入，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为“理论创新”打下基础。

　　学科框架的改革已到了呼之欲出的状态，一种严谨的顶层设计会为哲学学科的整体发展铺垫一个更好的基础，一个整全与收敛的系统对哲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的推进，是很有帮助的。学科的改革是哲学理论创新的土壤，只有土壤肥沃、土质松软，那么在这片土壤上才会有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成长起来。

　　跨学科合作推动哲学“理论创新”

　　在“理论创新”层面，我们提出“哲学+”的理念。我们认识到哲学在当代要有活力，要有生命力，也必须能够深入理解其他学科的进展，对于人类最为活跃的精神领域要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是自说自话，离当代世界最活跃的精神领域越来越远。

　　2018年11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立了“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系”，其学科发展的定位就是“哲学+”，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其中，逻辑学团队定位在“逻辑学+数学+计算机”，他们的工作坊，除了哲学系的人员外，还有来自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人员共同工作，这样跨学科的研究就有了新的推进。另外，科学哲学团队的成员还与复旦大学的类脑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合作，展开多层面的工作。当他们用数学模拟人类的智能时，涉及很多基础性的问题，这与哲学研究有很多高度重叠的研究领域。这种合作就是发挥各自的长项，推进“理论创新”。同时，哲学研究中有大量思想实验，借助类脑智能的研究仪器，很多思想实验是可以实证地验证的，这就使推进哲学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推进路径。

　　此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还成立了“科技伦理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让“伦理+科研”，研究诸如纳米科学、人工智能、精准医学、大数据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同时又由伦理问题延伸到政策、社会、法律等层面，把科技、伦理与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社会传播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创新模式。

　　我们讲的“哲学+”，大概在这几个层次上都有所推进，目的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让思想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得到解放，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哲学的“理论创新”。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