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人类整体生活无可摆脱的时代背景，这一趋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的变迁，而是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的世界背景，从而确立一个新的多元主义世界观。在这一要求下，哲学研究应当在所有人文学科中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

　　长久以来，作为学科和理论的“哲学”与西方中心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导致了20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西方之外地区的哲学研究者首先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有哲学吗？”（比如，“中国有哲学吗？”“非洲有哲学吗？”）然而，伴随着这样的追问和世界上不同地域的哲学研究的推进，“哲学”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如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所描述的，哲学史不再是西方的专属之物，而是一幅宏大的世界哲学史画卷。在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众多哲学的跨文化对话中，“哲学”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并具有包容性，比如非洲哲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部族哲学”（Ethnophilosophy）和“口述哲学”的讨论，就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形态提出了有力挑战：哲学并非必然由哲学家创建，哲学也并非只能借助于书写和文本流传。在这样的多元框架下，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传统对自身的特点和有限性都有了新的理解，哲学研究的视野也被大大拓宽。

　　汉语文化传统对于跨文化问题的真正思考是在19世纪的殖民与反殖民战争的裹挟下展开的，西方世界这个巨大的文化他者成为了接下来两百多年汉语文化的跨文化经验中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来源和参照系。对近两百年以来的中国人而言，唯一的他者和“陌异世界”始终是欧美西方世界，现代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就是以西方这个唯一他者作为参照系而进行的。在中国文化的定位中，这个他者始终是强势的、具有侵略性的，与之相对的中国和东方则是弱势的、饱受欺凌、亟须崛起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西比较哲学在汉语世界逐渐成为热门话题，但贴标签式的研究所谈大多无非明确或隐晦地指向东西二元框架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中国文化崛起论，背后隐含的是文化领域殖民与反殖民的情绪之争。

　　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投资足迹已遍及全球，中国要拥抱全球化。遗憾的是，我们在媒体上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中国同胞、中资公司在一些国家受到不公正对待，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等事例。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责怪他国法制不健全、民众不文明、政客居心叵测等，但另一方面，如果反躬自省，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身的问题：我们在到非洲、拉美、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投资和合作时，我们对这些国家本身的文化了解多少？我们有没有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尊重他们的传统？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以哲学学科为例，多年来汉语哲学界对于非洲、拉美、近东等地区哲学的研究几近空白，汉语哲学下的外国哲学研究大部分力量聚集在欧美哲学研究，少量涉及日本和印度哲学。在2018年北京世界哲学大会的99个分会场中，汉语学界才发现有如此多陌生的哲学传统和哲学论域是我们从来未曾关注和涉足的，比如非洲哲学、非裔哲学、拉美哲学等。这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与当下中国的文化传播、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也是不匹配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需要展开国际交往的时候，当我们在非洲、拉美和近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时候，以哲学研究为重要基础的文化研究这门基本功课却几乎还是空白，更谈不上基于对多元传统的认知和理解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了。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对于非洲、拉美、中亚、西亚等原本中国人的“文化盲区”的关注、汉语学界对于这些盲区的哲学传统的研究，就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从世界范围看，以现象学思潮为代表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致力于消解传统哲学的自我中心主义，强调多元复数的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前提，这恰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中只有唯一他者的视角格格不入。从汉语传统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们的国家和文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和时代要求我们更新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只以西方的唯一他者为参照系显然是过于狭窄了。世界上还有非洲文化、拉美文化、中亚文化等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日益频密，中华文化的自我理解和准确定位只有基于对全球文化的全面认识、在这多重他者的参照下和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下，才能真正形成。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不是河东河西的两极，而是多极的。对于哲学研究而言，以符合全球化要求的跨文化视野积极扩大哲学研究的范围，是汉语哲学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以跨文化的视野扩大哲学研究的范围，要求我们将哲学研究的目光突破东西二元的框架，广泛译介、深入研究狭义东西方世界之外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比如非洲哲学、拉美哲学、东南亚哲学、中亚哲学等。这样广泛的研究有助于更新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汉语哲学自身的问题，建构符合全球化趋势的多元主义世界观；基于此，我们对于这些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传统也会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为更多领域的对话合作奠定基础。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对于哲学和人文研究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不是在狭隘民族情绪支配下单向度推广自身文化，而是要积极拓展研究视野和领域，建立具有多元主义整体观的新的世界观，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