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是20世纪欧洲给人类提供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打开了人类更深层次的精神之眼。如今，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和做哲学的方式，将为人类理解传统哲学主题、回应时代难题和走出理论困境提供自己的洞见。现象学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其可以和不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孕育出全新的精神形态。耿宁、倪梁康以及一大批现象学研究同仁在各自独具特色的哲学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把现象学精神和方法与东方心性哲学传统相结合的共同研究方向，从而使一个崭新的现象学流派“心性现象学”渐趋成形。“心性现象学”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东西方心性思想，一方面试图揭显人类共通的意识或心性本质结构，另一方面则期待借东西思想的互镜（Spiegeln）以寻求古今中西文明之“均衡”（Ausgleich）。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心性现象学是在“现象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思想的当代化”这两方面进行着努力和推进。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到现象学的切身的当下性，更可展望现象学的未来性。

　　心性现象学提出对时代的反思与洞见

　　根据倪梁康先生的界定，“‘心性现象学’之谓，‘心’为本心，‘性’为本质。这里的‘性’是复数，包括本性和习性。因此，‘心性’是指‘心之性’，而非指‘心与性’。心性现象学根本上是关乎本心之本质的学问，亦即心之本性与心之习性的学问”。

　　首先，心性现象学不直面社会规范与伦常教化，而是借追问心性以探求物性，借返回内在而反观世界，在此意义上，心性现象学既是本质的也是超越论的。不过，若在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本心、理解心性现象学，是可以包含社会及政治维度的。在这里，重要的或首先不是本心与社会规范的对置，而是在两种不同的良心或道德意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作为‘良知’的良心和作为社会道德教育之内在化的良心”。耿宁曾追问：“如何从现象学上区分作为‘良知’的道德意识与我们在他人对我们教育中习得的和通过‘内在化’获取的道德意识？”心性现象学所需面对和检省的首要问题恰恰是这些呈现于我们意识或本心之中的东西。社会现象学或政治现象学，只要其是现象学的，就可以是心性现象学的。

　　其次是“现象学的中国化”。张志扬老师2001年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辑的编后记中说，“现象学”冠以“中国”或“汉语”之名还有许多路程要走。如今十几年过去，如果心性现象学可以成为中国现象学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路标”，那它需要意味着什么？对观现象学的德国时期、法国时期和英美时期，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现象学的中国时期，首要之处在哪里？笔者以为，其核心在于我们可以贡献给现象学本身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也就是全然不同于德国现象学、法国现象学或英美现象学的，中国现象学特有的主题和问题。心性现象学作为现象学中国化的一条可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道路，其突出之处首先在于，其深深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背靠五千多年的东方文明，不单单在印证着古今中西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是在东西思想的互镜中发明或发现着我们的更为丰富、更为厚重的“本心”及其“道理”。就如同耿宁在其《中国哲学向胡塞尔现象学之三问》中已经做出的尝试那样，这样的印证和互镜所裨益的始终是我们的精神生命本身。

　　再次是“传统思想的当代化”。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思想的当代理解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都与西方思想发生着关联，无论是以英美的实用主义为背景（比如当代的海外汉学），还是以德国观念论（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作为会通之桥梁（尤以港台新儒家为盛），或是以德性伦理学作为诠释框架，抑或是晚近以交往理论与对话伦理学为底子构建所谓的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当然还包括以现象学的方式来关注传统思想（比如张祥龙先生的天道现象学）等，这种在传统思想的当代理解中与西方所发生的关联，主要是试图在汉学宋学之外寻求新的方法论资源，传统思想的当代化，核心在方法。在此意义上理解陈少明先生提出的“做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既是一种回顾性的反思，同时也是一种前瞻性的期待。心性现象学所努力的，正是以一种新的方法，摆荡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既面对传统思想的古旧文本，同时也面对当下时代的事情本身。尤其是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新时代里，心性现象学理当以其冷静和明晰，背靠其思想传统，提出自己对于时代的反思和洞见。

　　中国心性现象学已获得一定发展

　　围绕着“心性现象学”的主题，中国现象学研究者已经开展如下的一些工作。

　　首先是在相关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方面。比如有耿宁的《心的现象》（2012年）、《人生第一等事》（2014年），倪梁康的《心的秩序》（2010年）、《面对意识本身：现象学、佛学和儒学》（2010年）、《心性现象学》（2019年），张任之的《心性与体知》（2019年）等研究著作和大批研究论文以及《东西方传统背景下的心性现象学》（2018年）、《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2019年）、《现象学视域中的东西方心性思想研究》（2019年）等三部专题文集等。

　　其次是相关主题会议的组织召开。自2012年起，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联合海内外学术科研机构主办心性现象学研讨会。2012年4月，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主办、广西大学哲学系承办，在广西南宁召开了“第一届心性现象学研讨会”，其后在广东江门（2013年12月）、贵州贵阳（2014年11月）、台湾高雄（2015年3月）、宁夏银川（2016年5月）、安徽合肥（2017年5月）、湖南长沙（2018年5月）、北京（2019年5月）每年召开一次主题研讨会，已历八届。此外，北京粉笔蓝天科技的CEO张小龙先生还捐资设立了“心性现象学基金会”支持和推动心性现象学的研究。自2019年起，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心性现象学暑期研习班”，以期聚会同道，共同覃思。

　　回到前面提到的“均衡的时代”（Weltalter des Ausgleichs），这个由舍勒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概念，主要是针对着尼采的“比较的时代”（Weltalter der Vergleichung）这一概念的。在尼采的“比较的时代”中，道德、风俗、文化和艺术等呈现出多样性，但在这些多样性的比较中，最终会进行选择，高级的道德形式会被遴选，而较低级的道德形式则会没落乃至消亡。而在均衡的时代中，道德、风俗、文化、艺术乃至政治等同样是丰富多样的，但是在这个时代中的关键不再是比较和选择，而是均衡。对于新时代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的就是要从“比较的时代”走向“均衡的时代”。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心性现象学是在均衡的时代中现象学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样态。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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