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思和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国哲学研究，对我国哲学研究今后的发展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成果丰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莫伟民表示，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老一辈学者在有限的条件下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看，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相关研究力量仍待加强，研究领域有待拓宽，研究深度有待挖掘。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聚集了众多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具有较高外语和学术水平、频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研究团队。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宽，除西方哲学中的欧陆哲学、英美哲学外，东方哲学中的印度哲学、日本哲学等也得到系统深入研究。研究工作做到哲学史和哲学主题相结合，基础问题与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相结合，外哲与马哲、中哲相结合，对关键哲学论题的重点、重要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重要热点话题的内涵进行了纵深化研究。高水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具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通史》等教材和研究型著作不断问世，论及从古希腊至今众多重要哲学家的大量研究性论著层出不穷，还出版了多种具有明显研究特色的著名哲学家全集译本及经典系列译著。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学者以参会、访问、留学等方式走出国门，不仅能直接接触丰富的一手资料，还能同外国同行交流合作。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王振林表示，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而且课堂讲授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和专业化。原典译著、相关研究性论文和论著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在逐年递增。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顾肃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哲学研究迎来了崭新局面。我国学者大规模地开展了对从古代到当代各个时间段哲学思想的全方位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前所未有。尤其是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相关研究几乎是从无到有，并且拓展了众多研究领域。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朱清华表示，随着整体外语水平的提高，很多学者能够直接利用外文原著开展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大批外国哲学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得以出版和发表，理论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朱清华认为，与西方研究界相比，国内学者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高。虽然部分领域有杰出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国际高水平研究行列，但在一些领域还在做比较初级的介绍工作和重复研究。各学科之间还缺乏高水平的融合与交汇。

　　莫伟民表示，我国外国哲学研究队伍的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重要会议、重要刊物上与外国学者学术对话的能力。用外国哲学特有的概念来套用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特有的元素来诠释中国思想，这种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研究现象还普遍存在。

　　在对待西方哲学整体历史方面，我国学者虽然翻译了大量经典并发表了很多论著，但在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方面仍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忽视中世纪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郝长墀表示，近年来，我们对于西方中世纪哲学的翻译工作有所进步，但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往往忽视近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了解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萌芽与中世纪后期哲学之间的关系。此外，学界在对西方哲学进行翻译和介绍的过程中，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不能就某些重要哲学问题与西方学者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锋。

　　重视培养年轻研究者

　　展望未来，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将逐渐与国际学界接轨甚至同步。莫伟民认为，从古希腊至今，哲学的核心问题恒久不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只是为哲学添加了各自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融合，是大势所趋。哲学体系化时代、纯哲学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王振林认为，虽然我国学界对外国哲学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在理论对现实的觉解与创新方面，还需要创造出更多与世界学界比肩的研究成果。重视对青年学者特别是外国哲学研究生的培养尤为重要。在课程设置方面，不仅要注重专业化和系统化，为研究生教育打下厚实的理论基础，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为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事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