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于古希腊而在近现代欧美充分发展起来的哲学学科，经过汉语世界一百年多的消化、吸收，形成了现代汉语哲学。在当代汉语哲学中，来自欧美的一些重要哲学概念，如本体论、形而上学，都有了汉语哲学的特殊理解与表达。一般而言，当代汉语哲学将欧美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视同形而上学问题。而探讨哲学的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哲学所否定的形而上学）问题，就是探讨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这一点，与欧美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与当代西方主流哲学普遍拒斥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趋势不同，当代中国哲学出现了对形而上学建构的一种热情与尝试。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一个思想的分界线，当代汉语哲学的新展开已有近40年的历史。在近40年的历史过程中，汉语哲学实际上处在快速的恢复和发展之中，尤其是近20年里，当代中国哲学在理论创新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有的学者由西方哲学回归中国哲学的研究，通过对西方抽象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的批判，试图超越概念思维以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缺陷。在中国哲学领域里，有的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和”、天人合一、“生生”等思想内容的高度综合，提出了“和合学”或曰“生生哲学”。当然，还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中生代学者、青年学者，都表现出明确的哲学创作的思想知觉。而在马、中、西各个二级学科作出突出学术贡献的学者，更是璨若群星，不可一一例举。
通过对张世英、陈来、杨国荣三位学者形上学思想鸟瞰式的概述与评论，可以对当代汉语哲学发展的一个生动的侧面进行展现。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梦想，似可从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活跃的一个侧面获得窥斑见豹的效果。
张世英建立“横向超越”的新形而上学
张世英通过批判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系“纵向超越”的形而上学，尝试建立“横向超越”的新形而上学。张世英“横向超越”的新形而上学，主要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的思想、中国古代的阴阳思想观念、宋明儒者“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提出了“万有相通”的哲学思想。
张世英的“横向超越”，在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那里可以找到先声，他们“不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也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的事物，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所以这种超越也可以说是从在场的现实事物超越到不在场的（或未出场的）现实事物”。张世英将传统西方哲学的超越称为“纵向的超越”，而将后一种超越称为“横向的超越”。这里所谓的“横向”，不是日常经验生活中空间意义上的横向，而是指“从现实事物到现实事物的意思”。
张世英说：“哲学在‘横向’转向以后，它所追求的是隐蔽于在场的当前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然而又是现实的事物，它要求把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显现的东西与隐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只是达到同一性或相同性，而是要达到各种不相同的东西相互融为整体、亦即达到天地万物之相通、相融。”而这种相通、相融，他借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予以重新表述，即“万有相通”。
陈来提出“仁学本体论”
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此“仁体”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即是本体，即为仁体”。第二层，“此整体之后有实体，但此实体非独自另外一物，亦非在万物自身之内的另一物，此实体与万有关联共生之整体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的关系。此实体是一切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此两层仁体在理论上、逻辑上有先后、轻重的关系，在逻辑上，第二层有优先性，在实践上，第一层有优先性。
陈来“仁学本体论”的现实关怀之一，是通过复兴儒学来复兴中华文化，以应对近代西方文化中心论及其文化霸权，他希望以自己阐发的新四德——仁爱、自由、平等、公正，或“五德”——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和谐，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复兴、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面对强大的现代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谱系时，他提出“全球文化关系的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即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亦直言不讳地强调了以仁学为核心精神的中华价值及其文化价值在排序上的两个优先性。其一是：“仁爱高于一切，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以及天人合一高于主客二分。”其二是：突出“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的价值立场，以协同社群、礼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等价值原则，分别对治个人主义、法律主义、政治冲突，最后，以王道的天下秩序对治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体现了用中国思想方案对治当代世界秩序重建的学术理想。
杨国荣主张“具体的形上学”
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主要从学理上将形而上学与存在论、本体论的诸论述综合起来，将西方本体论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揭示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克服“以观念为存在的本原、终极的大全，或者致力于在语言的层面建构世界图景”的旧形而上学及其所导致的“对现实存在的疏离”的理论不足。
杨国荣认为，哲学的使命在于敞开存在的具体性，哲学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地达到并回归具体的过程，在扬弃存在的分裂同时，消除抽象思维对存在的掩蔽。因此，建立“具体的形上学”是当代哲学的一项史命：“世界本身是具体的：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是具体的存在。作为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的本来使命，便在于敞开和澄明存在的这种具体性。这是一个不断达到和回归具体的过程，它扬弃存在的分裂的同时，也要求消除抽象思辨对存在的遮蔽。”
从“具体的形上学”哲学视域出发，杨国荣细致地揭示了“存在的具体性”，如他从存在的价值之维，对价值、道德、审美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知识的形式与内容，知识客观有效性的形上根据、知识与智慧，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人的存在，存在与方法等多个方面与层面，揭示了传统认识论领域中的诸多问题与人的具体存在的关系，进而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起来。要而言之，“具体的形上学”，要使我们既可以看到“存在本身的统一性”，又可以看到哲学的“求通”品格。
当代中国的汉语哲学表现出强烈哲学创造的特征，而上面简要概述的三种形而上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重视形上学与具体存在的联系——张世英的“横向超越”与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更突出存在的具体性，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更突出表现了儒家哲学将人类相互之爱的情感普遍化、本体化，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追求情与理相统一的突出特征。而更为突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把本体或形而上的存在感性化、具体化，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以气为形上本体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哲学思想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