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强调分析方法的贯彻和使用，分析方法主要有概论分析、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等，注重对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区分，注重哲学讨论中的论证、推理。分析哲学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主要源头，一个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源头）是德语世界（奥地利、德国），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弗雷格、罗素、摩尔等人，之后是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柏林学派的一些学者。分析哲学通常被认为是现代逻辑产生后催生的产物，不过追溯西方哲学史，分析哲学的风格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哲学中都有所体现，之后的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等人也都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种风格。

　　分析哲学及其中国化势头强劲

　　分析哲学从运动或者哲学现象来说，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主要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在过去的100年中，特别是最近五六十年里，分析哲学可以说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圈子内一家独大，主导了其哲学意识形态。之后到二战前后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卡尔纳普、赖辛巴赫等人为逃避战乱来到美国，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使分析哲学在美国站住脚，并继而发扬光大，成为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风格、哲学流派。英语世界的主要哲学系、哲学期刊、哲学组织可以说是分析哲学的天下，非分析哲学也有一些市场，但是几乎都被边缘化了。

　　在非英语世界，过去的大概20年中，分析哲学的发展也比较快。在欧洲大陆，包括欧洲大陆哲学的大本营德国、法国，目前分析哲学也成立了学会、创办了期刊。还有其他欧陆国家，如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如今也是逐渐成气候的状况。在亚洲，如韩国近几年也发展很快，有些领域的水平已接近世界前沿。

　　分析哲学被引进中国已有一定历史。一些学者认为，冯友兰先生是分析哲学在中国早期的引进者或者说践行者，还有人认为张岱年先生也属于这一支，这些说法都有待商榷。严格来说，将分析哲学引进中国并尝试将其发扬光大的，还应属金岳霖先生。他尝试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开展知识论研究，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些资源进行结合，是中国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早期尝试。此外，洪谦先生是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成员，他回国后在分析哲学领域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不过，分析哲学真正在中国有所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等学科被逐渐引入中国，分析哲学才有了较为稳固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当前分析哲学在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从学术论文发表、国家课题资助、高校教职数量等方面，较之前都有了很好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的哲学院系招聘的外籍教师，其中有很多是做分析哲学的。目前，分析哲学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下面有一个专业委员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从2010年开始，每一次年会的规模都在100人以上。由此可见，分析哲学在国内具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具有一定吸引力。

　　分析哲学中国化存在隐忧

　　分析哲学虽然目前在中国发展势头强劲，但分析哲学的中国化仍存在一定隐忧。对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不同做法，我们分成三条道路，以此对问题进行展现。

　　第一条道路是传统的外国哲学。即把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外国哲学加以研究，对外国分析哲学的人物、学派、思潮、思想等进行研究，研究后用中文将其向国内介绍，通过以翻译等方式形成的介绍性文章进行传播，是典型的外国哲学研究方式。通常来说，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受众比较明确，作用是能够将“他山之石”引借而来，对国内的哲学同行或社会民众产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通常不会太直接地去研究相应哲学问题本身，不过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做法。

　　第二条道路是国际化。即对待分析哲学，要像数学、自然科学一样研究，没有什么国别文化的差别。此类研究的目标是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成果，面向的对象是国际同行，采用的标准是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关心的问题是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这种做法目前在国内有一部分，但是不多，难度也较大。有一些是获得外国学位回来的，还有一些本土培养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总体上是能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文章的不多。这条道路背后的逻辑是分析哲学不分国别与文化，同自己的历史传统没有什么关联。这条道路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外国留学回来的学者缺乏与国内同行间的交流，也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和思想传统的观照。长远来看，这条路径对我们的哲学研究与思考或许益处不大。

　　第三条道路我称之为不伦不类的第三条道路。即模仿国外的写作风格、文风语言，但是又用中文来写，发表在中文期刊上。鉴于前面两者之间的不伦不类，这条道路下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写出来的东西没人看，通常来说也很少有人引用，这样走下去可能慢慢就会越做越死。这条道路，可能是一些学者因缺乏道路的自觉与自信所致。

　　这里提出来的中国化，是想探索一条更好、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道路。这条道路对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必要性，值得分析哲学研究者和更大哲学范围内的学者进行思考。很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缺乏逻辑分析，有些人认为分析哲学可以来弥补这点，但这样一种弥补应能够同我们自身的传统和特点相结合，而不只是格格不入的一种纯粹的外国式的东西，要起到这种作用需要进行更好的结合。目前，分析哲学的中国化可能还没有较为成功的先例。前面提到金岳霖先生可以算是进行了探索分析哲学中国化的先驱性工作，体现了金先生本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选择。不过从结果上来说，尚未形成鲜明的学术问题和讨论方式以及这样一个传承。但是，我们怎样来做，才能够比金先生当年做得更好？

　　分析哲学中国化应具备四个意识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做分析哲学要逐步形成和具备以下四个意识。

　　一是问题意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的问题，要了解其究竟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一个思想传统，同哪些其他的哲学基本问题或现实问题相关联，特别是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如何相关联。

　　二是语言意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要用中国语言来写作与表达，即让分析哲学说“中国话”，用纯正的中文方式进行表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在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过程中，应把一些思想，甚至把一些表达方式、一些概念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简单照搬。

　　三是服务意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应注重如何服务到同行，服务到更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甚至服务到整个中国思想传统的新的塑造。中国的分析哲学应具有较为明确的服务意识，而不是自娱自乐。

　　四是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国的分析哲学乃至中国的哲学而言，不能止于发表文章，而是要不断同学术共同体进行交流。在中国的分析哲学乃至中国的哲学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把中国的哲学融入到人类哲学学术共同体中去，从而共同发展进步。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