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代表经典是“四书五经”，历史上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也是儒家思想。明清之际，欧洲教会为了传教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于是着手翻译儒家经典。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儒家经典由此在西方得以传播，曾经引起的反响至深且巨。

　　第一部儒家经典译本是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所译，用拉丁文节译了《大学》与《孟子》。根据笔者长期收集整理得出的数据显示，此后大约产生了304种“四书五经”的译本。其中《四书》的节译本与全译本约180种，拉丁文译本21种、英文52 种、法文36种、德文28种、俄文20种、西班牙文7种、意大利文3种，芬兰文与瑞典文各2种，丹麦文、土耳其文、斯洛文尼亚文、挪威文、冰岛文、斯洛伐克文、捷克文、匈牙利文与罗马尼亚文各1种。《诗经》译本约有51种，包括法文13种、英文11种、俄文10种、拉丁文9种、德文6种、捷克文与芬兰文各1种。《尚书》译本约有21种，含拉丁文与俄文各4种、英文与法文各6种、德文1种。《礼记》译本约11种，包括法文4种、英文3种、拉丁文2种、德文与俄文各1种。《周易》译本约有32种，其中，英文11种，拉丁文、法文与德文各6种，俄文2种，比利时文1种。《春秋左传》约有8种译本，包括拉丁文、英文、法文各2种，德文与俄文各1种。笔者在此使用“种”，不用“部”，原因在于译本包括多部，而有的译本出过不同类型的译本，比如理雅各《诗经》译本包括韵体与非韵体2种。

　　就历史阶段来看，儒家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有几个节点。16、17世纪，中国国力相对强大，在西方世界曾掀起一阵“中国热”，中国丝绸、茶叶、陶瓷、漆器风行欧洲，欧洲绘画、建筑、园林、雕塑和装饰均显露出中国元素。16世纪中叶诞生了汉学，那时西方对中国的喜爱呈现出略为夸张的笔触，真正深度接触进而传播儒家经典的是传教士，他们的译著得到欧洲高层的重视。路易十四曾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刷这些译本，路易十五曾下令铸造中国铜质字模12万枚。欧洲社会名流对儒家思想时有溢美之词，称赞其为“模范文明”。儒家经典承载了欧洲许多激进知识分子所追寻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念，是启蒙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欧洲名流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受儒家思想影响明显。作家伏尔泰对孔子顶礼膜拜，曾说孔子是真正的圣人，在其作品中甚至可以找到孔子的话语。凡尔赛宫御医魁奈是法国重农主义学派领袖，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他认为孔子超过古希腊圣贤，《论语》远胜古希腊哲学。

　　16—19世纪是历史上儒家经典在欧洲影响深远的阶段，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儒家经典译者有意大利的利玛窦、卫匡国、殷铎泽；法国的金尼阁、孙璋、马若瑟、宋君荣、韩国英、刘应、傅圣泽、雷孝思、蒋友仁、白晋、格鲁贤、汤尚贤与钱德明；葡萄牙的曾德昭与郭纳爵；比利时的柏应理、卫方济；德国的基歇尔；俄国的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与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他们翻译了“四书五经”译本76种。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其中不少人安葬在中国。明万历进士李日华赠利玛窦诗云：“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18世纪中期在华耶稣会士均转向更有专业性的研究，欧洲名流对中国元素的态度由赞美转向批判。此时，“四书五经”译本仍增加了约36%，西方人共译出约103种（不含再版）。鸦片战争后，德国成立了德国东方学会，《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由此创刊。德国汉学先驱帕拉特著有数卷中国文化经典教材，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他主张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顾路柏也主张理解中国民族性格，消除陈旧偏见。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的歌德、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对儒家经典与其思想都持褒扬态度。美国学者卫三畏、狄考文、梭罗、维切尔·林赛都宣传过儒家思想，狄考文亲授过“四书”。

　　19世纪的儒家经典译者以传教士为主，包括英国的理雅各、马歇曼、马礼逊、柯大卫、麦都思、麦格基、伟烈亚力、詹宁斯与苏慧廉，俄罗斯的比丘林与司祭西维洛夫，法国的顾赛芬与沙尔穆神父，德国的卫礼贤与花之安。其中理雅各、顾赛芬与卫礼贤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是翻译儒家经典的三大巨擘。

　　20世纪，儒家经典的传播与带来深重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有关。儒家经典再度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之一，出现小范围的“中国热”，各种汉学研究机构迅猛发展，“四书五经”出现了约125种译本。20世纪初的20年里，美国兴起了中国诗歌热。美国意象派诗人、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锋庞德创译《诗经》，火热一时，他认为世界病得不轻，而孔子是医生。正如早年儒家经典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源泉一样，儒学此时与美国实用主义思想接轨，成为美国人的思想宝库。

　　20世纪，西方从事儒家经典翻译的主要为汉学家、学者与翻译家，其中有美国的欧德、贝恩斯、沃尔特；英国的苏慧廉、翟理斯、韦利；法国的霍道生、考狄尔、戴密微、葛兰言；德国的莫利兹；苏联的波波夫、阿列克谢耶夫、休茨基与贝列罗莫夫；瑞典的高本汉、马悦然与罗多弼；捷克的鲁道夫·德沃沙克与伏克里基；斯洛伐克汉学家安娜·多列扎洛娃、玛里娜·查尔诺古尔斯卡；荷兰的戴闻达、菲克·卢格腾；比利时的何赖思；西班牙的路易斯与欧瑞欧尔；意大利的阿尔贝托·卡斯泰拉尼、卡罗·欧与保罗·史华罗；波兰的德尼奇；芬兰的凯勒·克尔赫兰与托伍·克尔克克里；丹麦的约恩·克卢比恩；土耳其的纳比·厄泽尔蒂姆；斯洛文尼亚的马亚·米林斯基；挪威的奥勒·比约恩·龙根；冰岛的拉格纳·巴尔迪松；匈牙利的托克依·费伦茨；罗马尼亚的弗洛伦蒂娜·维桑。

　　这个历史阶段对儒家经典作出肯定评价的以英美学者居多。美国汉学家李佳白“一手拿《圣经》，一手持‘四书’”，分别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尚贤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晚年的著作《中国：过去和现在》表达了对孔子话语的赞赏。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中提过孔子的仁政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是为数不多的“孔子专家”，著有《孔子与中国之道》等，充分肯定孔子思想对国际思想的影响，该书在中国学者中引用率非常高。汉学家兼哲学家安乐哲、美国哲学学会原主席赫伯特·芬格莱特、伦敦大学教授威尔斯、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科学家李约瑟等都强调过儒学对于世界的意义。

　　至今，儒家经典在西方历经四百多年的翻译与传播，其国际影响力将长久存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