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起，一些亚欧国家先后译介我国农学典籍，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中国的农学典籍浩如烟海，但外译情况很不理想，就连“四大农书”都还没有被全部翻译出去。有学者统计了几部农书英译情况：《茶经》3个版本，《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各2个版本，《续茶经》《授时通考》《氾胜之书》和《橘录》各1个版本，且大都是节译、编译之类。与农学典籍外译史相比，相关的外译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20世纪中叶，我国最早翻译《氾胜之书今释》与《齐民要术》的译者石声汉除了在译序里对翻译动机等有所涉及，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潘吉星。他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在国外的传播》《达尔文与〈齐民要术〉——兼论达尔文某些论述的翻译问题》《18世纪译成西文的七部中国科学著作》《〈天工开物〉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等多篇论文，对多部农业典籍的外译历程做了深入、仔细、全面的梳理和考证，开创了中国农学典籍外译研究的先河。

　　进入21世纪，农学典籍外译研究进入了相对繁荣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译者、译本不断增加和翻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姜欣、姜怡率先英译了陆廷灿的《续茶经》和陆羽的《茶经》。她们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对茶典籍的翻译方法和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开展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她们的翻译与研究掀起了茶典籍翻译的热潮。

　　《农政全书》是我国农学典籍中集大成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学著作，然而对其翻译的研究相当缺乏。李海军在《18世纪以来〈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版在伦敦出版的情况，指出《中华帝国全志》包括了《农政全书》中的《蚕桑》，因而这是《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1849年，肖氏将《农政全书》中的《木棉》翻译发表在《中国丛报》上，《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翻译由此诞生。译文基本准确再现了原文内容。1984年，白馥兰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第2册《农业》分册。虽然这是首次用英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农政全书》，但严格来讲，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更不是翻译研究。

　　2015年，汤金霞和梅阳春发表了《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策略之管见——基于〈蚕书〉翻译研究》。文中提出重视原文版本、以科技英语文体特征为体裁规约、以目标读者属性为导向制定翻译策略等观点以及提出的诸多具体翻译方法都颇有价值。论文还对部分例举的原文进行了翻译。

　　中国的农学遗产还包含在众多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之中。在众多科技典籍中的农学内容的翻译颇受重视。

　　刘迎春、王海燕既是《天工开物》的翻译者，又是研究者。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包括农学典籍在内的科技典籍译介的对外传播方面。他们提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行为，而是一个译介的过程，因而需要借鉴传播学提出的传播模式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进行译介研究，特别是影响海外译介效果的译介受众和译介途径研究。他们还结合《天工开物》翻译讨论了术语翻译问题。

　　许明武和王烟朦也是《天工开物》英译的重要研究者。他们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对孙守全、任以都夫妇译本的深度翻译策略开展了研究，认为该译本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发现了其中的译者序、译者注、插图、术语表、附录和索引等大量文本元素以及呈现出的显著深度翻译现象。

　　闫畅和王银泉等研究了农学典籍外译在世界各地的影响，认为《齐民要术》《茶经》等农业典籍被译成其他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后对欧洲及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位学者对中国农学典籍外译研究成绩进行了统计。根据闫畅、 季梦云、 王冉的检索和统计，从1990年至2015年这26年间发表的中国农业典籍英译研究的学术论文只有42篇，涉及农业典籍英译中出现的问题与难点、农业典籍英译的策略、中国文化因素对农业典籍英译影响和中国农业典籍英译工作开展及人才培养四大方向。刘迎春、王海燕则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受众、译介途径、译介效果五个视角检索和统计从1997年到2016年这20年的成果，发现已有98篇论文发表。许明武、王烟朦也对1997—2016年间的研究成果做了检索和统计，发现在总共62篇论文中，研究《茶经》英译的就占了32篇，《续茶经》29篇，《蚕书》1篇。最新的检索和统计是闫畅和王银泉做出的。他们以“农业典籍英译”“科技典籍英译”“农业术语翻译”“茶经英译”等相近主题为关键词对2009年至2018年这10年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检索，截至2018 年 9 月，统计出共发表67篇论文。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典籍外译及其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经过以上梳理，我们明白了当前农学典籍外译与外译研究存在的问题，但更明确了方向：把更多的农学典籍译出去；实行多语种翻译；培养研究队伍，提供更多支持。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直接以农学典籍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所幸的是，国家今年将“中国农学典籍外译、传播及其新时代价值”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有了这个导向，相信未来的农学典籍外译及研究会得到更多更高的重视。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