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末年到清朝中期，来华传教士促成了中国典籍的译介，促进了欧洲汉学的兴起。

　　1699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抵达中国，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县）传教，后常驻景德镇。在传教期间，他进出陶瓷作坊，深入了解陶瓷制作技术，最后把景德镇瓷器的制造技术和方法系统而完整地介绍到了欧洲。康熙禁教之后，殷弘绪一头扎进中国文化科技典籍之中，尤其对中国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殷弘绪潜心研读中国医学典籍，以书信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了包括珍珠、白芍、白芨、益母草、乳香、杏仁、酸枣、十大功劳、麝香、马齿苋、朱砂、槐子、雄黄等在内的中药知识。通过对中医典籍的研读，他对中药的认识不仅局限于表面的认识，而且对中药的药性、配伍、药物产地等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他指出马齿苋性寒，柿子与虾蟹相克、不能同食，采购柿子的最好产地为山东青州，荔枝核是医治肾结石和肾绞痛的良药，槐子不仅可治愈痔疮还可用于制作染料，等等。

　　殷弘绪在中国传教期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他深知中国的医学典籍对于西方医学的价值。中医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医知识的宝库。随着对中国典籍的深入研究，殷弘绪将西方典籍与中医典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的《本草纲目》一方面可以丰富西方植物志，填补西方植物志中某些药物记载的空白，另一方面纠正了西方典籍中对药物不当的记载。

　　在1715年殷弘绪致德布鲁瓦西亚神父的信中，他介绍了中国医生诊治天花的方法。此前他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但通过研读《种痘概法》等医书，他对种痘术的了解更为深入，对种痘术的看法得以改变。根据收录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的《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26年5月11日于北京），殷弘绪详细介绍了三种种痘方子和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减弱甚至排除痘疹的秘方并介绍《益寿术》中养生方法，并且肯定中国的种痘技术比欧洲先进。1736年10月，殷弘绪致杜赫德神父的信中还详细介绍了柳树的药用特性，指出柳絮可医治黄疸、四肢抽搐及关节炎。

　　18世纪之前，欧洲的医生认为“夜盲症”是不治之症，在中国夜盲症也很普遍，但有治疗的方法。殷弘绪在1736年10月8日致杜赫德神父信中介绍治疗夜盲症的特效药是羊肝，详细介绍了治疗方法。殷弘绪的记载是可靠并且有价值的，枸杞羊肝汤是我国民间常用药膳，其主要功效为养肝明目，益精补血。信中所提患者吸入蒸气即为中医外治法中的熏洗法。熏洗法历代习用，沿用至今。

　　殷弘绪对中国医学典籍的研究通过一封封发回国内的信札，向西方介绍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推动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中学西传”中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1729年的《哲学通讯》中，伏尔泰第一次明确地谈到中国时就提及了中国的牛痘：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中国人的种痘的方法的确是不大相同的，他们并不割破皮肤，从鼻孔把痘苗吸进去，这种方式比较好受，但是结果一样。这一点也可以证实：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又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经对中医大加赞赏，甚至认为入华的欧洲传教士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学习中国的医学，因为中医是中国一切学问的源头活水。

　　可以说，殷弘绪和1687年后来华的传教士，为推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尤其是对中医的推介作出一定贡献。如法国人雷慕沙因阅读了卜弥格的中国医学文章而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1813年，他完成了关于中国医学的博士论文。

　　1814年12月，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鞑靼、满、汉语言教授”讲席，正式开设汉学课程，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专业汉学时期，国际学术界都将此视为专业汉学研究的起点。正是通过“中学西传”活动，中国文化对欧洲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即欧洲启蒙运动。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经如此评价“中学西传”对欧洲文化思想的影响：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对“中学西传”这段历史的研究，证明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贡献，有利于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打破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和理论话语体系霸权，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坚持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文化观，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内在特征。

　　（作者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