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国传教士善秉仁等人1948年向海外读者介绍钱锺书及其著作《围城》以来，不断有汉学家将钱锺书收入《世界作家》（1975—1980）、《当代世界作家》等大型文集。这些汉学家热衷于搜集钱锺书的生平和教育经历，挖掘钱锺书的家学渊源和学术背景，介绍其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

　　在钱锺书文学创作的海外研究中，关于《围城》的研究成果最丰富、影响最广泛，包括各种期刊和学位论文、专著（或章节）、文集等。这些成果主要是分析作品的主题、写作结构、叙事风格、人物塑造、文本意蕴等。胡志德借助“功能序列”概念详细分析《围城》的情节结构，认为作者弥合主客之间的努力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革新。胡定邦基于文学—语言学视角，分析《围城》的讽刺、反语、幽默、机智等手法，指出钱锺书作品的一贯主题是悲剧的人类和折磨的人生。王德威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老舍以来的笑谑传统，分析了包括《围城》在内的钱锺书作品中的幽默和戏谑。此外，其他语种关于《围城》的研究也有较多成果。

　　海外对钱锺书散文、短篇小说的研究相对较少，短篇小说的翻译在《猫》的英译本之外，少见对其他译本的评介。诗歌研究则更罕见，目前只有王宇根结合《槐聚诗存》《宋诗选注》《谈艺录》所作的片段研究。

　　海外关于钱锺书学术著作的研究中，以对《管锥编》的研究成果最丰，包括莫芝宜佳、艾朗诺、雷勤风、有泽晶子、李治秀等人的成果；《宋诗选注》在日本和韩国研究较多，小川环树等人在1988—2004年间经常举办钱锺书《宋诗选注》读书会，以《橄榄》杂志为阵地加以译介和研究；斯拉普斯基、舒衡哲等对《七缀集》稍有研究；《人生边上的边上》和《钱锺书英文文集》很少受到关注。海外学者除了关注作为作家的钱锺书，也开始将其作为学者进行综合研究。郁白、王宇根等研究了钱锺书的诗学思想，艾朗诺、张隆溪、莫芝宜佳论及其比较文学思想，Jesús Sayols Lara、Jia-Raye Yo等人阐述了他以“化境”为核心的翻译思想，胡志德、雷勤风、张隆溪、狄霞娜、钱锁桥等则将钱锺书的人生轨迹、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试图在中西文学文化的比较视域中追求“打通”理想。

　　纵观70年间钱锺书著述在海外的译介、研究与传播历程，可以发现海外“钱学”存在“五多五少”的失衡现象：外国学者主动引进多，中国学者主动输出少，而且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少；对钱锺书著述的翻译、评介多，深入系统研究少，文学作品早于、多于学术著作，系统的学术思想挖掘更少；以英语居多，其他语种较少，以印刷技术和纸质载体居多，多模态的研究成果和传播渠道较少；钱锺书著述及其外译本在大学图书馆藏书多，社区图书馆藏书少，包括《围城》在内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以汉学家、文学研究专家多，普通大众少；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在海外为人知晓较早、较多，作为学者的钱锺书为人了解较晚、较少。

　　海外学者偏重钱锺书的作家身份，较少关注其学者、翻译家、诗人等其他身份，也缺乏系统考察钱锺书人生、婚姻、创作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海外学者偏重对钱锺书某部作品、某个条目的个案考察，尚未将眼光扩大到钱锺书更多作品和全球范围内的“钱学”研究；海外学者聚焦钱锺书的生平介绍、著述译介，以及文学作品中主题挖掘、人物分析、创作风格、艺术特色，偏重描述和分析作品的现象层面，缺乏深入透析文本背后的时代背景、作者意图和全球影响。

　　为了推进海内外“钱学”研究，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寻找新的域外智力和视角，国内学界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系统整理海外“钱学”的原始文献，研发海外“钱学”研究文献数据库和《围城》多语种平行语料库。二是加强海外钱锺书学术史研究，全面梳理海外“钱学”的发展脉络，考察《围城》的经典化过程和《管锥编》的差异化传播路径，整体考察和批判反思那些代表性观点的价值立场、理论依据、研究范式、自身缺陷及其原因。三是深入进行海内外“钱学”的时空比较，基于“以钱解钱”和“阐释之循环”，从时空两个维度比较海内外“钱学”在理论、范式、阐释、方法、观点等方面的异同。

　　对海外“钱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和社会价值。挖掘钱锺书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作出的贡献，将为国内的“钱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带动后续系列研究；海外“钱学”文献数据库和《围城》多语种语料库的建成，将为国内的海外汉学文献整理和专题研究提供借鉴，并为文史哲研究和普及“钱学”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源。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钱学’文献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19AW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澳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