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蒙学典籍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太史作的《史籀篇》，后又有《仓颉篇》《急就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千家诗》等，数量众多。这些读物往往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普及面广。而在这些典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字经》《千字文》与《弟子规》，它们因此也是最早为西方所译介且译本数量较多的启蒙读物。据统计，《三字经》各种译本约50种，《千字文》至少16种，《弟子规》约11种。数量差异的原因显而易见：《弟子规》成书最晚，而《三字经》在时间上虽晚于《千字文》，但其内容相对而言比较有趣不枯燥。从译介活动的兴盛程度上看，这些蒙学典籍的翻译可划为三个阶段：18—19世纪的繁荣期，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复兴期。

　　18—19世纪是西方传教士入华宣教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译者绝大多数为传教士。传教士宣教首先要学习汉语，要了解中国文化，而蒙学典籍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蒙学典籍译介的兴起肇始于俄罗斯传教士。18世纪，俄罗斯的4个《三字经》译本的译者清一色为布道团成员。1740年前后，布道团第二班学员罗索欣将《三字经》和《千字文》翻译成俄语，译本虽未曾出版，但无疑是俄国汉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第一个在俄国公开出版的《三字经》译本由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翻译，1779年印行。《彼得堡通讯》于次年发表书评，称其为来自中国的“诗体箴言”。此译本能够得以出版并且受到关注，一是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崇尚中国元素并因此在俄国掀起一波“中国热”，二是因为西欧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观对当时的俄国思想界产生直接影响，关于中国的作品在当时的读者中颇受欢迎。在俄国，最为经典、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字经》译本为比丘林所译。此译本1829年出版之后在俄国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多家报刊对其进行评述与推荐。《莫斯科电讯》评价《三字经》“雄深素朴却令人惊叹不已”；《雅典娜》认为此书能够让人了解“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文学报》认为此书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思辨。比丘林的译文还不时出现在俄国汉学家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毕生向往中国的普希金，其家庭藏书里就有比丘林的这一译本。

　　到了19世纪，西方汉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沉淀，且出于开拓中国市场，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宣传福音的需求，这个时期蒙学典籍的译介愈发繁盛，不同语种的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礼逊、裨治文、内曼、马兰、麦都思、儒莲、秦右、晁德莅、颇节、翟理斯、郭栋臣、欧德理、霍夫曼、阿连壁、修德等都曾译过《三字经》或者《千字文》，其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瑞典语、意大利语等。《三字经》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出自马礼逊，于1812年出版。而《千字文》的第一个英译本出自修德，以散文体翻译，1831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有两个《三字经》的译本，译者是麦都思和马兰。他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太平天国及其宗教信仰。事实上，早在1823年，麦都思就曾编写过一本新教的《三字经》仿本。而据卫三畏所言，当时有多个类似的仿本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使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看作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传统的一种妥协。1873年，翟理斯也翻译了《三字经》和《千字文》，以《两首中国诗》为题出版。后来，翟理斯又于1900年修订了《三字经》译本。这个修订本因其副文本信息丰富、便于阅读而成为西方最为流行的蒙学典籍译本之一。1895年8月，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弟子规》译本，是此书的第一个英译本。

　　20世纪初至70年代，中国蒙学典籍的译介活动急剧减少，且译本影响力相对变弱。1902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上海德文画报》上发表了《三字经》德语译本，这是卫礼贤的第一个译作。此外还有迂拙老人、蒋克秋以及S. H. Lindt的译本。另外，伯希和也翻译了《千字文》并于1925年发表在《通报》上。这个阶段蒙学典籍译本如此稀少，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在物质上与精神上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摧残。与此同时，国内的社会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典籍的译介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开始在文化领域显现出来，八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也带动了国内文化典籍的外译活动。1989年，潘世兹出版了《三字经》英译本，此译本199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道德丛书”，这也是第一本被联合国编辑的丛书所收录的中国启蒙典籍。此后的90年代，王树进、何功杰、温振宇、王秀良、樊淮秋等都翻译过《三字经》。

　　进入21世纪，人们对文化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新的要求，典籍的译介活动如火如荼。2007年，孟凡君翻译的《三字经》和彭发胜翻译的《千字文》被收入《大中华文库》。2012年，李文玲与罗林翻译的第一部阿拉伯语《三字经》面世。2014年，赵彦春出版《英韵三字经》，此译本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三字经》译本为散文体，只有翟理斯、何功杰、王宝童等少数译者尝试用韵体翻译，但他们也无法做到严格遵从“三词格”这个对于《三字经》来说最基本的诗学特征。而赵彦春的译本数百年来首次突破了这种形式对应方面的巨大困难，以严谨的译文、严格的三词格形式以及规整的偶韵体再现了《三字经》的形式美、韵律美和意蕴美。这一译本对国学经典《三字经》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016年，赵彦春又出版了《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其中的《千字文》以英文的千词对应汉语的千字，且韵式齐整，译文准确，实为难能可贵。

　　纵观蒙学典籍西译的历程，我们发现不论是译者主体、翻译目的、译文风格、副文本信息等，都有着明显的历史变迁。可以说，蒙学典籍的西译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典籍乃至东方文化西传的一个缩影。新的时代对译者提出新的要求，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机遇。如何把握这个机遇，更好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更好走进西方读者的生活，是一项需要长期致力的事业。

　　（本文系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JYTJQ20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