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若从1918年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算起，民俗学的学科史刚过百年。1918年以后，民俗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大幅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这些文献从体裁来看，大致包括神话谚语、史诗歌谣、民间故事等；从类别上来看，大致又可分为物质民俗文献、社会民俗文献和信仰民俗文献等。我国的民俗文化很早就进入了西方译者的视野。如果将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民阁用拉丁文翻译《诗经》并于杭州刊行算作起点的话，我国民俗文献的西译和西传史已经有近四百年了。这期间，众多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及各界人士通过翻译和著述等方式，将中国的民俗文化介绍给西方。从民俗类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情况来看，大致可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长期和繁荣期。

　　萌芽时期（1626—1845年）：西方人对中国民俗的关注可追溯到清初在华的传教士。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产生了兴趣，并将一些民俗类的文献译介到西方。

　　法国传教士金民阁曾于1626年翻译刊印《诗经》，但此书未见流传。随后法国传教士孙璋于1733年完成了《诗经》的拉丁文全译本，他的同侪如赫苍璧、马若瑟等人也翻译过《诗经》。但囿于传教目的，这些译作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内容零散简略，误译严重，语言枯涩”，因此流传范围不广，《诗经》中的民俗文化也未能很好地体现。

　　1735年，法国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此书包括了对《农政全书》的《蚕桑》部分的译述，内容为桑叶种植和养蚕技术，体现了我国农业社会的风俗民情。此书出版后在欧洲广为流传，《农政全书》的译述部分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723年，清政府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相关禁令到1846年废除。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在华翻译活动随之陷入了低潮。但这段时间里，仍有两部少数民族史诗首次被译介到西方，即1776年帕拉斯的《格萨尔》俄译本和1804年别尔格曼的《江格尔》德译本（仅译了两篇故事）。

　　总的来说，传教士“首开了西方人对于中国民俗研究之先河”，而首次翻译少数民族史诗的俄国和德国学者也功不可没。藉由他们之手，我国的民俗文献开始介绍到西方，这为后来欧洲掀起中国研究热潮奠定了基础。

　　发展时期（1846—1917年）：1846年，清廷废除禁教令。同年，英国学者汤姆斯提出建立“民俗学”，这一学科在欧洲迅速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汉学在欧洲也已成为现代大学中的一门学科。因此，来华的传教士们能够以更科学、更客观的态度来观察、记录和翻译中国的民俗文化。这一时期除史诗歌谣外，西方人士的译介内容开始涉及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文献。

　　在史诗歌谣方面，这一时期有更多《诗经》译本涌现，尤其是1911年法国汉学家葛兰言选译了《诗经·国风》68首，以《古代中国的节日与歌谣》为名出版，带有明确的考察先秦时期的节庆习俗的目的。此外，我国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也引起了俄国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两个俄译本。

　　在神话传说方面，1884年，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于雅乐发表了《织女与牛郎的传说》一文，由南朝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的片段翻译而来。1891年法国东方学者莱昂·戴罗斯尼节译了《山海经》中神话传说与地理风貌的内容，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山海经》译本之一。1909年法国传教士戴遂良出版了《近代中国民间传说》（Folk-lore Chinois Moderne），翻译了222则中国民间故事。

　　对于中国的民间信仰，一些传教士也怀有浓厚的兴趣。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出版了自己在福州两所寺庙搜集到的签诗（分别为28首和56首），并附英语译文。这说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已经为传教士所采用。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出版了《推背图》，他希望借此让西方能够“知晓中国士人对兴衰治乱的所思所想”。

　　成长时期（1918—1978年）：1918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民族歌谣征集运动，民俗学随之得到发展。随着民俗文献数量和种类的大幅增加，民俗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也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

　　在史诗歌谣方面，《诗经》被众多汉学家和诗人一再翻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1937年的译本。他打破了原诗中风、雅、颂的顺序，按照求爱、婚姻、农耕、歌舞等17个主题将它们重新归类。这种编排体现了韦利对古代民俗文化的重视。我国蒙古族长诗《蒙古秘史》也被多次译成英文，比较著名的有韦利译本（1963年）和蒙古学家罗依果译本（1975年）。此外，定居我国的英籍翻译家戴乃迭1957年翻译出版了彝族撒尼族的史诗《阿诗玛》，这也是该史诗目前唯一的英文全译本。

　　民间故事方面，1934年美国汉学家魏莎翻译出版了《孟姜女》。由于“长期被学者们遗忘”，当时孟姜女的形象对西方人来说还很陌生。

　　民间信仰方面，1950年李查尔斯英译的《推背图》在美国出版，德国汉学家鲍吾刚也于1973年出版了《推背图》的德译本。

　　另外，1936年美国汉学家卜德翻译了《燕京岁时记》，在北京出版。这是一部典型的民俗文献，记载了清末北京的时令节庆和风俗物产。此译本多次再版，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繁荣时期（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俗文献的翻译和传播进入了一个繁荣期。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的实施，在国家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及多方协作下，近年来，已经有众多包括民俗文献在内的经典作品被译成外文并向外推介。

　　在史诗歌谣方面，中国学者的《诗经》英译本大量涌现，如杨宪益、汪榕培和许渊冲等人的译本。我国学者王宏印翻译的陕西民歌《西北回响》于2009年出版。少数民族史诗方面，美国学者罗伯特·丹柯夫1983年翻译了维吾尔族史诗《福乐智慧》。随后我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也出现了多个英译本，其中部分为国内学者所译。2019年，我国学者翻译的土家族史诗《梯玛歌》和《摆手歌》由外研社出版。

　　在谚语方面，2017年，我国学者曹新宇翻译的《农谚精选》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英译了300首农业谚语，在我国农业生活民俗的译介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

　　神话传说方面，我国学者王宏翻译的《山海经》于2010年出版，与1999年英国汉学家安妮·比勒尔译本以及2002年美国学者石听泉译本形成了呼应。

　　民间信仰方面，《推背图》在美国出现了三个英译本，此外还有《马前课》也出现了三个英译本。国内目前暂无《推背图》的英译本，但学者梁少石已完成了壮族民间信仰文献《鸡卜经》的英译，即将出版。

　　近四百年来，民俗类文献的译介内容日趋丰富和多元化，译介和传播方式也由过去的被动等待外来译者翻译，变成现在以中国学者对外译介为主的模式，主动寻求“走出去”。我们相信，随着未来国家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我国民俗类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推背图》及其英译研究”（2015QN10）、遵义医科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易学文化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研究”（FB-2018-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