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期尤其是50年代以来，在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中涌现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这些批判理论在探索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关注新思想潮流，针砭现实问题，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命题。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众多著名思想家耕耘凝聚而成的，主要流派有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波兰哲学人文学派等。它是20世纪初期尤其是50年代以来，在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中涌现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这些批判理论在探索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关注新思想潮流，针砭现实问题，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侧重“实践存在论”

　　实践命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关于实践的人类性、社会性、审美性的理论思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实践概念的深入阐释。实践不仅仅是事实性的描述性概念，而且具有价值意义，也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涵，而且拥有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意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坚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同时，展开与当代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想的深入对话，形成了实践概念的多维度推进。其在对实践的人类存在性、历史关联性、价值规范性等维度的理解中展开理论建构与话语阐释，进而赋予了实践范畴丰富复杂的意义。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作为人类存在的实践不是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而是体现日常生活与个体此在的存在价值。因而，“实践存在论”“反映论的批判与重构”“从存在向此在的嬗变”“审美现象的此在分析”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维度。这种新型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切入到具体感性的历史存在中，形成了理论与现实的相互激发，现实经验诱发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新的可能性，而理论又确证或质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符号学转向

　　立足于东欧深厚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传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出鲜明的语言符号学转向，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就此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话语范畴与理论命题。譬如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意义理论”、赫勒的“交往话语理论”、马尔库什的“历史语义学”、鲍曼的“文化符号学”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范畴一方面批判地吸收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立场重新理解人类符号与话语。同时，这些范畴亦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锐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武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创造性和生命力。

　　沙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最早也是最有成效的开掘语言学、符号学的思想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起就立足于波兰语义学研究的传统，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概念和语词，并系统地对波兰的埃图凯维兹（Kazimierz Ajbukiewicz）的“彻底约定论”展开批判。由此，沙夫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语义学范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语言哲学和认识论的融合。基于此，他所研究的从“语义学到政治符号学”转型，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突出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语义哲学的交往符号学建构。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的意义理论值得关注。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欧美意义理论展开系统批判，同时充分吸纳辩证唯物主义因素，从社会实践出发建构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特征的辩证意义理论。在匈牙利，卢卡奇引领的布达佩斯学派在60年代形成了阅读讨论维特根斯坦的热潮，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符号学思想。该学派的主要哲学家赫勒的理论思想包含着符号学和话语理论的维度，可以被视为社会符号学和交往话语形态。她在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视野下对康德交往理论进行批判与重构。就此而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符号学转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深度融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气象，也克服了纯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片面性。

　　理论的文化底蕴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实践哲学、语言符号学维度着力探索，而且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他们始终关注着文化现象，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文化性深度既体现了理论家的文化旨趣与思想创造性，又体现了理论的感性与微观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话语力量。

　　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到文艺特殊样式的研究和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之中，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文艺样式理论，揭示了文艺作品的新价值。其对小说、戏剧、音乐、绘画、电影等文艺样式的探寻尤其深入细腻，在样式美学与文本形式方面积淀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样式理论及其批评实践的发展。在卢卡奇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涌现出赫勒、费赫尔、弗兰尼茨基、科西克、斯维塔克、科拉科夫斯基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下不断推进、重构并解构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在深入解读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小说文本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伦理价值的新人道主义的小说研究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显示了经典叙事学的局限性，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探索。他们把小说作为人之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为小说研究乃至文学研究开掘出了多元意义的深度空间。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戏剧样式亦颇为关注。他们不仅对古希腊戏剧、现代戏剧、当代戏剧展开探讨，而且对戏剧理论加以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联系密切，但是又呈现出新的特征。“人类学戏剧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阐释”“后现代戏剧思想”等，都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的核心问题。处于深厚的音乐文化体验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音乐同样持有浓厚的兴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音乐问题尤其是歌剧或音乐剧研究的著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理论，实现了音乐形式与音乐意义的有机统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实践哲学、语言符号与文化维度的探索，反思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问题，探寻社会主义新路径。他们在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批评地吸收当代思想文化的成就，形成具有东欧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较显著，且频繁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交流对话，但是深入其文本不难洞悉两者的重要差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倾向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批判地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更多地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中出现的弊病，并寻找拯救之药方，以建设更为健康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理论的建设性与积极的探索是比较突出的。与之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带有鲜明的宏大叙事和乌托邦色彩，因而受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

　　但是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倡导回到马克思本身的同时，在充分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批判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甚至一些新马克思主义以“新”之名义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甚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辨析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