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初衷是以主体性问题为载体，以个人问题为突破口，对资本主义及其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展开批判。然而，从强调无产阶级的群体意识到关注个体意识、从对个人理性的坚守到对个人非理性因素的偏执，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个人主体”问题上意外地出现了向自由主义的倒退。这一重大转变或可与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培植”有关系。

　　个性丧失与批判精神消解

　　20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卢卡奇开启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主观化”的重大研究转向。在他看来，仅从客观经济学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的灭亡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让工人阶级在主观上理解和认同这一“事实”。因此，无产阶级意识的建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思想，然而由于他将理论探讨等同于革命实践，并提出旨在弱化经济基础性地位的“总体性”概念，因而不自觉地误将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引向抽象理论建构。

　　在此之后，沿着卢卡奇的路径继续前行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几经辗转迁至美国。在霍克海默的带领下，社会研究所进一步悬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学批判，定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之上。“个人衰落”问题成为他们展开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批判的入口。所谓个人衰落，就是个性的丧失和批判精神的消解。霍克海默把自由主义看作这一衰落的始作俑者。在自由主义对物质生产与消费的放纵中，个人的自我精神日渐迷失。自由主义者还把科学技术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指出在科学技术面前，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理性地接受科学的安排。最终，个人在与社会的这种关系中丧失了主体性和个性。

　　霍克海默的意图是帮助个人从思想的物化状态中挣脱出来，树立个人主体意识。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走向自由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而是强调社会群体与个人合作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他过于强调思想“实践”而悬置甚至有意阻挠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使得个人主体问题压倒性地遮蔽了对社会的现实性研究，其强烈的革命意愿也被个人对资本主义的主观化、多元化解读所稀释。

　　随后，欧美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给马尔库塞、萨特等人带来新的希望。他们欣喜地看到个人还没有被完全异化，只要撬开个人本能、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中的革命动力，就可以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在这一被称为“个人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中，与自由主义更相趋近的个人本体论终于从潜在走向了显在。

　　基于此，弗洛姆的以“个人主义的实现”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的“自由社会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社会主义，都可看作是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在这些理论中，个人自由的实现都被指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拥有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骨干、大学生被视作实现理想社会的“新主体”。“本能”“爱欲”等非理性因素当作革命的动力，个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发现和自我解放则被视为颠覆资本主义的唯一路径。至于马克思所强调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因而不必过分强调。

　　应该说，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单个人”摆放在历史主体位置的做法，是对现代社会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理论投射。然而其更深层的理论旨归是，他们把个人自由作为最高追求，把个人的理性及非理性力量的发挥视为对“自由本质的复归”。其理由在于，他们指认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表面上看，他们仍在讲社会对个人的制约作用，实则否定了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个人的深层决定作用。

　　福利经济兴起与个体自由幻想

　　从西方经济发展史的视角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细微处撼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尝试之所以失败，与20世纪中前期资本主义“福利经济”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在福利国家建设期间，欧美各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主体意识增强。西方马思主义者由此断言，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学视角的批判、强调群体性的阶级斗争已然不合时宜，唯有从价值性甚至个体性的视角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才是可行之道。

　　然而，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发展”时期不过是长期占领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有意运作的结果。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危机的爆发源自于消费不足。因而只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用一定方式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就可以延缓危机，增强统治的合法性。

　　不可否认，这种经济思想的确促成过欧美国家的“辉煌”时期，但其弊端也在后期的发展中不断暴露出来。首先，这是一种反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私利最大化动机的激励下，全社会陷入对物质的狂热追求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随之越来越紧张。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黄金发展”时期及其庞大的福利开支，是以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石油和原材料为支撑的。这种“剥夺性积累”是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全球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最后，这种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带有反社会的特征。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选择”被奉为至尊，社会和国家则作为“必不可少的恶”而被抑制和“掏空”。社会财富不断向自由市场中占优势地位者倾斜，最终导致一国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实行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其短期发展越繁荣，长期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就越突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扔掉了马克思的客观经济批判武器，主动“融入”自由主义经济主流中。从而其思想难以跳出当下的羁绊，总是在个人主体问题上打转纠缠，未能形成更为宏观而动态的历史视野。最终，主观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只能趋于碎片化，个人主体的实现则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主体性问题上的失误导致其一系列的思想的困境。首先，他们把“现实”降低为“现存”，忽视人本身内含的理想性和超越性。其次，他们把丰富多样的个人塞进“抽象本质”的预设框架之内，未能辩证地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最后，他们未能坚持宏观视野与微观切入相统一、客观分析与人文关怀相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