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地中海史学发展进程中，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枝独秀。对于该书的学术地位，英国历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它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从地理环境角度书写地中海的历史，这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无须再有更多的人去继续研究。它的出版非但没有迎来地中海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反而标志着“地中海史学的终结”。回溯地中海史学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终结”只是20世纪70年代的短暂现象。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地中海史研究在布罗代尔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

　　相关研究盛况空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显是地中海史研究的一个转折点，以下方面可以大致呈现这种兴旺局面。

　　第一，设立多学科合作攻关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地中海论坛”（The Mediterranean Seminar）。它以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人文学系的地中海学中心、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宗教学系的地中海学小组为核心，利用同名的学术网站，吸纳世界各地多学科的地中海史爱好者，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地中海论坛”自称是地中海史研究的“加州学派”，从现象学和比较的视角，研究地中海区域的历史和文化，把欧洲、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地方化”，拒绝把宗教、种族和国家当作具体的分析框架，避免用简单的决定论方法来理解人类的行为和互动。

　　第二，创办各具特色的学术期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地中海文明研究中心于1986年创办的《地中海历史评论》是最具学术引领性的期刊。时任主编施洛姆·本阿米在发刊词中指出：本刊不仅集中关注地中海史的内部运动，而且关注地中海世界与外部的相互影响；本刊鼓励运用人类学、文学和考古学等学科方法，探讨地中海历史结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布罗代尔所谓短时段的历史也不应该被忽视，但具体的事件必须与广阔的历史发展相连。这一发刊词所蕴含的学术思想，时至今日仍有其生命力。

　　第三，对独具地中海史研究价值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地中海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需要发现并利用新的史料。其中，19世纪后期开始为世人所知的“格尼札文书”最具代表性。尽管德裔史学家施洛莫·多夫·戈伊泰因从20世纪中叶起利用该文书从事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一个地中海社会》，但是对于文书的系统整理相对滞后。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格尼札实验室成立，试图实现戈伊泰因的学术宏愿，“系统地翻译和出版全部的格尼札文书资料”，所采用的主要是文字辑录方式。

　　学术界和大众的日益重视，极大地推进了地中海史研究。这一盛况的出现，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密切相关。

　　开启研究新征程

　　2000年，霍登和珀塞尔合著的《堕落之海》出版，标志着地中海史研究在学术深度上超越了布罗代尔。约翰·A. 马里诺认为，这两位学者在21世纪初开启了地中海史研究的新航程，迈克尔·麦考密克、克里斯·威克姆和大卫·阿布拉菲亚等学者随后加入进来。这个时段的地中海史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论题展开。

　　首先，对地中海史研究方法的探讨。霍登和珀塞尔的《堕落之海》论述了从古代到近代早期3000多年的地中海历史发展。他们认为，地中海的独特性一方面是便利的海上联系，另一方面是沿海和岛屿支离破碎的“微观生态”，两者矛盾地并存着，地中海史研究应该关注微观生态与所属的广阔网络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震荡，在回答质疑的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许多再思考，于2020年出版论文集《无垠的海：书写地中海史》。阿布拉菲亚于2011年出版《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分五个时段讲述从古至今的地中海史，在每个时段，贸易、文化交流和帝国等因素把地中海编织联系在一起，各时段的起止标志就是这种联系的形成与瓦解。我们可以对霍登和珀塞尔、阿布拉菲亚的地中海史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起点都是地中海的多样性，在考察互动的过程中探寻其统一性，都认识到了地中海史与世界史（全球史）的关联。他们的区别在于，霍登和珀塞尔效仿布罗代尔，坚持从环境出发的研究思路，而阿布拉菲亚刻意抛弃了地理环境因素。与之相联的是，霍登和珀塞尔强调地中海互动的独特性，阿布拉菲亚则认为地中海的互动具有全球可比较性。

　　其次，对“皮朗命题”和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的重新认识。“皮朗命题”的主要观点是：匈奴和日耳曼人的冲击虽然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维持；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这种统一性遭到破坏；西方社会的核心地区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加洛林王朝因此而兴起，即所谓“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复兴始于10—11世纪。“皮朗命题”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随着地中海考古的推进，皮朗的很多观点遭到动摇。麦考密克在2001年出版的《欧洲经济的起源：公元300—900年的交流与商业》和随后的论文中认为：地中海的统一性在5—6世纪已衰减，阿拉伯征服造成了进一步破坏，但查士丁尼瘟疫等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也不容低估；阿拉伯人把地中海的许多地区纳入了一个从印度到西班牙的新经济世界，法兰克帝国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流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达到高潮，西欧经济由此复兴。

　　最后，关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地中海史发展中的作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为中世纪地中海史增添了新的内容。长期以来，学术界以二元论解读概念化的地中海文明世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被视为基督教文明的侵入者和对立面。如何将两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许多论著以此为中心展开研究，更有专门的期刊问世。1988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中世纪地中海学会”创办《伊斯兰与中世纪地中海杂志》，其学术宗旨在于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结构性地位。进入21世纪，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从上古到近代时期，尽管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有割裂和融合，但人员、思想、行为、商品的互动与交流从未停止，整个地中海世界凭借交流的网络连为一体。鉴于此，该杂志更名为《中世纪地中海杂志》，研究重点转向整体的地中海世界及其复杂的交流网络。

　　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认识到地中海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应客观地评价存在的不足。虽然论及地中海史的书籍与日俱增，但大多是论文集，专著并不多。这在荷兰博睿出版公司出版的《中世纪地中海》系列图书中有明显体现。从研究路径来说，这些论著更多是“在地中海的历史”，而非“属于地中海的历史”或者说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就具有“属于地中海的历史”意味的论著而言，它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军事和政治上的争霸、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这些表面现象，能够深入分析运行机制（比如商贸往来的机制和文明共存互鉴的机制）者可谓凤毛麟角。

　　笔者以为，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探索，有助于解决现存的问题。第一，充分认识地中海作为人类交往的便利舞台这一基本属性。第二，把地中海作为“互动区”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人在地中海网络形成和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网络运行的机制。第三，深入思考地中海“互动区”的动态属性。“人”在这里造就的“变”始终发生着，包括政治版图与政治格局、贸易网络与贸易商品、宗教分布与宗教区域，甚至包括地中海的边界。第四，研究这些作为表象的“变”之下所存在的诸多“不变”，其中包括人们参与交往的动机、对共存和交往规则的探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地中海史学的嬗变研究”（22BSS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别区域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