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对象、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关注文化问题并形成系统性的文化思想，这本身就足以引发诸多国际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围绕习近平主席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行评论和开展研究。其中，如何看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如何解读习近平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与西方文化观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今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极具代表性。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拉丁美洲中国研究学会主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毕嘉宏（Ignacio Villagrái）。毕嘉宏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种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交汇的文化思想体系，展现出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视与呵护，也凝聚着对今日中国新文化的重视与期待。这一思想的提出与确立表明了中国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坚定决心。如今，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在引领中国迈入一个更为科学、更富创造性的文化建设新阶段。
引领中国走向加繁荣、文明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您如何评价这一富有新颖治理意义的思想体系？
毕嘉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关于国家治理和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形成并得到提炼的初衷和目标，是引领中国走向更加繁荣、文明的未来。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思想在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深深凝聚着习近平主席对于文化的思考与体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将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部分，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维度，这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这一思想在深刻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领域实现自立自强，也需要在文化领域实现自立自强。
我认真研读了习近平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注意到了他论述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其中一个为“创新性”。我对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句表述印象深刻。这一表述表明，在习近平主席看来，中华文明固然有许多至今仍在闪耀的优势，但中华民族在维护优良传统的同时，不应盲目照搬旧方法或一味恢复旧传统。中华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此外，我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提及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论断。习近平主席十分清楚地知晓，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仍将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滋养作用。遗忘过去的民族也不会有未来，往昔会沉淀成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主席能够深刻领悟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建设一种具有现代维度的全新文明的必要性。在坚持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将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价值观转化为适合今日中国的新理念。
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不能停滞、更不能僵化，需要不断地被注入符合时代特征和现代价值的新元素，从而获得进步、更新与演进。在习近平主席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被重新诠释、再度阐发，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目标服务。我想，这应是他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初衷所在。
将传统文明用于推动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认同，您如何理解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兴盛的关系？
毕嘉宏：文化认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灵魂归依、精神家园。习近平主席深知，在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必不可少。此外，共同身份的塑造需要对共同的未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中国梦正是中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共同愿景。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社会智识水平与艺术水准的增长并非一日之功，而昔日的传统构成了这一增长的源泉与动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措，其中的许多元素得到传承和创新。同时，文艺创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和支持，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正在培育。这不仅极大增强了中国国内民众之间的文化凝聚力，创造了海外华人共享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广大民众热衷于展示与传统紧密相连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将传统美学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将传统文物塑造为现代文化产品，并采用一种新的模式来传播中华文化故事。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十分善于从传统的主题中获得新的灵感，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人文传承的同时，从中寻找属于当今时代的经典永恒主题。中国的美术、书法、建筑、瓷器、音乐、武术、戏曲等文化形式，以及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以一种符合当代人生活的方式，构成了当今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可以找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并且这些元素在社会进程中仍然占有较重的分量。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传统文化在今天中国的表现形式与实践方式与以往大不相同，被赋予了一种别样的现代意义。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能够将其在现代社会取得的进步，与昔日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联系起来。在为其祖先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的同时，中国人民正在将传统文明用于推动现代文明进步，从而造福自身、造福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关系？
毕嘉宏：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步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因素之一，更创造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全新形态。
我认为，明智的政治决策以及有效实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及其创造的社会、经济与文明发展奇迹。此外，中国国家领导人始终能够拒绝教条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适应中国的具体实际。即使曾经面临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中国人民也从未放弃为改善自身生存而斗争。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并随着改革开放融入国际贸易潮流。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为中国大量劳动力掌握新技术创造了良好的开放性社会环境。自此，通过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中上端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10年前，一些国际学者几乎未曾预见到面部识别、电动汽车以及绿色能源技术能在中国有如此飞速的发展，也未曾预见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会呈现出如此欣欣向荣的面貌。
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需要在总结中国社会过去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框架。习近平主席的理论洞见表明，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特点、社会状况和文化价值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以及适合本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断适时推出适合中国社会条件和国情特点的新政策与新举措，确保人民物质水平和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一点可以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过去20多年的中国具体发展成果中看到，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即为2021年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
中国文化蕴含着崇尚和平的基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观相比较，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倡导不同文明间平等与友好对话的价值理念？
毕嘉宏：尽管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西方引发轰动效应，然而，在国际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他的观点受到了普遍批评和质疑。“文明冲突论”构想了一系列不同国家之间和多种文化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情景，其中最大的学术漏洞在于亨廷顿在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滥用现实主义原则。这些原则过度强调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非倡导建立相互受益和共同发展的全球网络来防止军事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与近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所推行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相比，中国对于国家间治理方式的态度呈现出不容易与他国发生冲突的倾向。自古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就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历史先例是15世纪前期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这次远航并未导致非洲领土被吞并或占领，而是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和商业关系。这一先例表明，即使在拥有强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拒绝海外扩张或领土侵占的观念。
需要提及的是，除了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学家在许多其他技术发明领域也走在前列。例如，古代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近4000年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金技术之一。在古代中国，有关地震活动和天文观测的测量、记录与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博学。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出一套十分先进的治水体系，用以灌溉农田和避免洪涝灾害。我曾经有幸参观四川成都的都江堰遗址，这座伟大的水利工程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除了中国，很少有国家能够拥有如此悠久而不间断的水资源管理历史。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16世纪后，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在西方得到了大范围应用，这些发明帮助西方实现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中的制造业、工业化发展等早期现代化。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技术创新和发明不仅为中华文明进步而且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今天，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发明在西方广泛应用的论述，仍然引发当今学者的思考：为什么这些科技发明未曾导致中国古代王朝试图攻占他国或领导全球的谋略或企图？相反，这些科技发明却引发了西方妄图称霸全球的野心和计划，并为15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在全球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我认为，根源在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蕴含着崇尚和平的文化基因，这决定了中国从未想过将其拥有的包括技术优势在内的任何优势转化为侵占他国的念头。
为世界文明作出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今天的世界，与西方文化相比，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哪些启示性的现代意义？
毕嘉宏：长达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蕴含着很多值得全世界敬重与欣赏的文化基因，为全人类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遗产。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华文明具备许多先进的因素和成分，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善于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和过往成就，并致力建设一个“文化更加强大”的国家，以及一个更为国际化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今天，中国文化得到了全世界的欣赏、尊重与推崇，许多国家通过高等教育、设立文化办公室等措施推广中国文化。
当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团体的质疑。资本主义基于利润攫取的生产方式、阶级与种族、民族和性别不平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西方社会两极化的财富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收入差距，也是基于发展可能性的差距。因此，在许多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揭露了自由经济体系中机会均等的承诺与谎言，这种不平等因素使得工薪阶层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受到限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对于集体的关注。中国古典文本中的公私观念同西方传统中“公”与“私”的伦理内涵有着很大区别。在西方，“公”与“私”是彼此对立的概念，且往往“私”优于“公”。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私”的概念即为“自私”，是一种对公共利益有害的“私”，是一种独占、利己主义的私欲。然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公”与“私”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在中国，私人价值的实现鲜以牺牲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为代价。反过来，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个体成员利益的实现。
此外，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传统思想倡导“仁爱”“以德治国”的理念，“仁爱”意味着对所有公民普遍性的关怀，善治的核心即为关切人民福祉，“以德治国”意味着国家应由才能和德行兼备的人管理。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家政策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和公众的利益而制定，而非出于少数精英或个别集团利益的考虑。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关怀百姓的政治哲学，以及确保政府管理者能力和道德的机制，在今日中国仍在延续。如今，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这些有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传承，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融合，从而为中国树立起令人钦佩的文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