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诗，即以诗歌的形式来论诗、评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深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朝鲜文人也创作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论诗诗，这些论诗诗多以中国诗人的诗作为论评对象，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倾向，与中国古代论诗诗一起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中的诗学批评。朝鲜文人秉持历史意识、经典意识，运用宏观阐释与微观探究相结合的方式，以论诗诗的形式探讨诸多诗歌问题。具体来讲，朝鲜论诗诗的批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流变，剖析诗人诗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朝鲜文人对诗歌的嬗变过程、特征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注重以宏观视角审视诗歌在通变发展中的审美特征、内在规律等。如朝鲜朝权斗经的《风雅行》历时性地梳理了中国诗歌发展史，剖析诗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审美特征，从《诗经》《楚辞》一直谈到明代的王世贞、李攀龙等，指出每个阶段代表性诗人的艺术风貌，论述诗歌嬗变历程中的重要发展节点，体现出朝鲜文人对中国诗歌发展过程的清晰认识。
第二，论述诗人的文学史地位。以杜甫为例，朝鲜文人对杜甫推崇备至，从多个角度突出杜甫的诗歌史地位。如赵絅的《读杜集》提出，“杜甫文章百代高，唐家四海独挥毫”，通过与唐代诗人的横向对比来突出杜甫的诗史地位；李瑞雨的《读杜诗用权石洲韵》（其一）认为，“诗家须以杜为宗，锦作其心绣作胸”，从诗学宗尚角度突出杜甫的诗史地位。朝鲜论诗诗多将李白、杜甫并提，突出他们各自的文学史地位。如郑弘溟《醉时歌》中的“君不见开元以来盛文章，李杜崛起龙凤翔。欲振颓风继骚雅，再辟草昧开鸿荒”、李燉《李杜》中的“欲开文明运，须起李杜俦。更使骚坛伯，扬名上龙楼”等，从李杜对于“骚雅”精神的阐扬、扭转文运的拓宇之功等方面肯定二人的诗史地位。
第三，探讨诗歌的创作技法、路径。朝鲜诗人非常重视学诗、作诗之法则，他们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在论诗诗中积极探讨诗歌创作的技法、路径。如金履万在《读东坡诗》中提出，苏轼诗歌“句句出奇气，篇篇尽豪举”的原因是他做到了“博采百家英”，从而强调诗歌创作时汲取他人营养的重要性；洪良浩的《北征》指出，司马迁、杜甫、苏轼、柳宗元等诗文作品因环境而发生巨大变化，“太史游梁楚，雄藻贯气象。子美落川蜀，笔端欺化匠”等句强调了环境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要影响；洪宇定《诗律》中的“诗律非关事，雕虫不足称”等诗句，强调诗歌创作不应过度雕琢，而应该注重诗思勃发，即兴为诗。
第四，论述诗歌的艺术风格。朝鲜论诗诗涉及诗歌风格者比比皆是，如李奎报的《读陶潜诗》以“吐语淡而粹”“平和出天然，久嚼知醇味”等诗句论析陶渊明诗歌天然、纯粹的艺术风格；洪暹的《苏子瞻》以“海内声名身万里，毫端造化力千钩”品述苏轼诗歌气象恢宏的语言特点。周世鹏的《读东坡诗与眉叟同赋》论述了魏晋、唐宋多位代表性诗人的诗歌风格：“渊明诗中天，自然万卉发。子美诗中圣，叩其端而竭。太白诗中仙，飘飘谢衔橛。退之诗中海，大风驾溟渤。东野诗中山，千岩竞硉矹。乐天诗中路，万里无臲卼。”其中，“诗中天”“诗中圣”“诗中仙”“诗中海”等比喻，精彩纷呈而又贴近诗人诗风属性。
朝鲜论诗诗不仅有着丰富的批评内容，还有着鲜明的诗学意义。
其一，朝鲜论诗诗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倾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鲜活范例。其绝大多数的评论对象都是中国诗人的诗作，如李奎报的《读陶潜诗》、徐居正的《读杜甫〈丽人行〉》、李溆的《咏李杜》等，这些诗歌有的是论述中国诗人个案及诗作，有的是对比分析两位或多位中国诗人，有的是论述中国诗歌的发展嬗变史等。诗歌是东亚汉文化圈中最为普遍、读者接受最为广泛的文体，通过诗歌考察其所折射出的文化现象，具有普泛性与权威性。据不完全统计，杜甫、李白、陶渊明、苏轼、白居易等是朝鲜论诗诗提及最多的诗人，这表明他们在朝鲜文坛的受欢迎程度非常高。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王士禛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等为代表的“论诗绝句”体论诗诗，在朝鲜文坛影响甚大，是朝鲜文人竞相学习、拟仿的对象，如申纬的《东人论诗绝句三十五首》、李尚迪的《论诗绝句》、李德懋的《论诗绝句》等。朝鲜文坛还出现了论诗诗选本，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有朝鲜朝后期的手写本《诗画绝句》（编选者不详），该书收录了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士禛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袁枚的《仿元遗山论诗》等论诗诗组诗，表明论诗诗得到当时社会的高度重视。
其二，朝鲜论诗诗可与朝鲜其他诗学文献相互发微印证，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作者的诗学观念。高丽朝李奎报的诗话著作《白云小说》论述了诗歌思想内容与辞采章句的关系：“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意亦以气为主，由气之优劣，乃有深浅耳。”按照这则诗话来解读，李奎报主张诗歌创作要以意为主，而辞采章句次之，“意”与“辞”有着明显的次第顺序，体现出重视诗歌之“意”而轻视诗歌之“辞”的理论倾向。现有研究李奎报诗学思想的成果，在引用这则材料时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讨论的。这种解读按照材料字面意思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却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李奎报的《论诗》以诗歌形式对诗歌思想内容与辞采章句的关系也作了阐发，其中“作诗尤所难，语意得双美”指出作诗之难在于“语”与“意”需要兼美。李奎报认为，如果诗歌有内容但词语晦涩、语句不够精工，也很难准确表达出诗歌主旨与作者情感。《论诗》表明李奎报并不是一味主张“以意为主”“以意为先”，他更加肯定“意”与“辞”（“语”）的和谐搭配。由此可见，只有将《白云小说》《论诗》互为印证，才能全面探究李奎报真实的诗学主张。这就提醒我们，要特别关注朝鲜文人中既有论诗诗，又有诗话或序跋或书札等他类诗学文献者，比如许筠有论诗诗《读空同集》《读大复集》、诗话《鹤山樵谈》《惺叟诗话》、论诗序跋《唐诗选序》《宋五家诗钞序》、论诗书札《答李生书》等。这些诗学文献既有密切联系又各具独立属性，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文体抽绎出作者的诗学思想，而要将所有文献相互观照、参研，从而得出接近作者本意的可靠结论。
朝鲜论诗诗是审美与立论的双重建构体，它既是理论的诗，具有诗歌应有的基本特征，如情感、意象、语言形式等，易于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也是诗的理论，蕴含着丰富的诗学思想，如品评中国诗人的诗作、疏凿中国诗史等，有着序跋、专题论说文、诗话、诗学论著等不可替代的文体优势与批评功能，具有深远而广阔的阐释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研究”（14CZW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