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是荷兰杰出的史学革新者，也是继19世纪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之后著名的文化史家。他俩被并称为新文化史的先驱和开创者。赫伊津哈对史实的深入见解以及对史料的独特应用，为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确定了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并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视野。他在更广阔的人文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下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新文化史发展趋势，成为推动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

　　大力倡导整体文化史观

　　赫伊津哈的史学思想首先在于其文化史观。针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由于工业文明而导致的“文化危机”，他积极倡导“文化的历史”。在1929年发表的《文化史的任务》一文中，他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进行区分，并指出，文化史相比较而言专注于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历史，对于“主题、象征、概念、理想、风格和感情”等文化范畴的内容进行研究，呈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情感、气质和梦想。他认为，文化史涉及法律、哲学、音乐、文学和美术等各种历史，但这些专门史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文化史，因为“文化仅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只有当历史学家用“从不断变化着的文化风格方面来进行整体研究的方法”，将生活、艺术和思想的模式综合在一起时，才称其为文化史。

　　赫伊津哈文化史研究成果及主要文化史观体现在影响较大的几部作品之中：《美国的人与人群》（1918年）、《中世纪的秋天》（1919年）、《文艺复兴的问题》（1920年）、《伊拉斯谟传》（1924年）、《十篇论文》（1926年）、《文化历史探讨》（1929年）、《文艺复兴与现实主义》（1929年）、《明天即将来临》（1935年）、《游戏的人》（1938年）、《17世纪的荷兰文明》（1941年）等。这些作品充分表明，赫伊津哈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与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的研究风格一脉相承，他们都重视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即人的生命、人的感情、人的精神实质和人的意义。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的本质不在于古典文化的复兴，而在于近代精神的崛起，尤其是“丰满的完整的人性发现”成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因此，赫伊津哈高度评价了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编中《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认为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以视为文化史的经典范例，它较为完美地诠释了文化史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世界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同等重要，并且两者之间密切相连。

　　赫伊津哈认为，历史与文化这对概念是相依相存的，历史研究与文化阐释、文化批判也是相辅相成。因此，他提出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学”的治史方法与理论，即构建一个涵盖文化各要素的总体结构。同时，他还提出著名的“文化均衡论”，他认为，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危机要比社会生活中的失衡还要严重，一旦思想文化出现危机就会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导致危机普遍化。所以，他强调，我们必须在新的、更稳固的基础上去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跨学科史学视野与治史方法

　　赫伊津哈的著述涉及语言学、宗教学、文化哲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这也成就了他兼具文化批评家、传记作家和人类学家的数重身份。他认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再现”，必须采取多学科并用的方法，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他运用符号、诗歌、象征、谚语、布道文字等材料以证史，从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心态、精神与思想方面对中世纪末期勃艮第文化进行深入探索，被认为是“心态史学”的代表人物。当代法国新史学家雅克·勒高夫高度评价了赫伊津哈对心态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认为他对时代精神深刻而敏锐的捕捉，关注社会大众的集体心理结构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关注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人格、行为所包含着的精神结构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开创了当代心态史学的先声。

　　赫伊津哈以跨学科的史学方法与史学视野使其各种研究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他的著作可以说是“关于西方文化的浓缩教材”，在指出不同的文化相互关联的同时，他还“鼓励人们去超越任何文化强加给人们的界限”。在他看来，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的历史都是文化史的分支，而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孤立地理解，它存在于所属的文化体系中同时也是构成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他强调，史家不能单纯依靠官方文献，要充分利用那些非官方文献资源，既包括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图识标志，也包括当时人们的服装、账单记录、餐桌礼仪等，它们均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史家重建一个栩栩如生往昔图景的必要素材，从而展现出复杂的历史魅力。

　　因此，《中世纪的秋天》从历史的各个方面入手，展现了14世纪和15世纪勃艮第地区的生活细节和生活场景，探求中世纪晚期人们的思想、情感、理想和激情。他采取文学化的细腻叙事，通过艺术品的精神内涵、日常生活的丰富画卷和谚语警句的机智诙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所勾勒出的鲜活历史画卷，把当时法国和荷兰文化的色彩与声音、仪式与迷信、情感与价值等活生生的历史“再现”出来。

　　用美学方法研究文化史

　　赫伊津哈认为“图像是历史的构件”。其名著《中世纪的秋天》最初的题目就是《凡·艾克的镜中物》。他同时也第一个看出作者署名为“维米尔”的油画《基督在以马忤斯》为赝品。他直接怀疑，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美术史的知识，能否研究历史。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史的成熟与文艺复兴观念的确立或解体，必然与艺术史息息相关。

　　在赫伊津哈的历史叙述框架中，历史审美观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学术旨趣。他虽然是职业历史学家，但也是一位与布克哈特难分秋色的“历史画家”。赫伊津哈与布氏一样，不仅能画一手精美的素描，而且其史学灵感也源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他起初是出色的梵文学者，其博士论文从宽广的语言学和美学视野探究印度文化。1903年，在莱顿大学的公共课“关于佛教的研究和评价”中，赫伊津哈把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方式分成三种：科学的、艺术的和伦理的。1905年，在《历史思维中的审美因素》一文中，他指出，历史论著必须具有可读性，史学思想里的审美态度可以协助我们在脑子里唤起活生生的图像。正如文德尔班所言，自然科学的趋势是抽象，历史想象的倾向是构拟图像。他主张历史的任务是“必须要召唤动态的形象”；“历史研究的特征是构建形象的方式”。另外，据他自述，《中世纪的秋天》的构思与绘画直接相关。

　　为了形成完整的历史画面，赫伊津哈着重强调了史学想象力、历史洞见、历史感，以及超越简单逻辑活动的语词表达方式。他表示，历史学家的意向是帮助读者想象超越字面意思的景象，从而在理解历史的同时提高我们鉴赏历史的能力。如果能够恰当地在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形成“历史画面”，那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历史的细腻感”。因此，赫伊津哈坚持一个独特的观点：史学思想里的审美要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艺术史作为文化史的伴侣，并不是由于它们研究内容的交叉重叠，而是因为艺术史中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形式”，“形式”是文化符号的直观呈现。

　　总之，赫伊津哈是文化史将“图像作为历史文献”的最好阐释者，是其历史叙述方式中具有“诗情画意”“激荡人心”风格的充分展现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文化转向”，即“视觉文化”的勃兴，文化史与艺术史的交叉特性得到广泛关注，赫伊津哈的影响亦与日俱增。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