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8世纪，阿拉伯人是先驱者。早在他们之前，希腊、罗马人曾经沿着阿拉伯海北缘航行到西印度。而从公元前数世纪起，印度人就向东来到泰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克拉地峡，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小国。中国则在南朝的宋和梁时期，与克拉地峡的一些小国以及扶南（今柬、泰、老、越的部分地区）就有接触，中国的商船和舢板船航行到普罗色雷（Pulo Serai）补充淡水和柴火。（《梁书》卷54《盘盘传》；G.M.Khan, History of Kedan,Third edition Printed by Penang Press, p.18）在以后持续数百年的海上贸易中，移民、宗教传播、贸易交织在一起，造就了海上丝路的繁荣与文明交流。“文明”的含义经哲学概括，极具抽象意义。但是，“文明”却如海上彩云一样，流淌在广阔无边的天空。海上丝路的发展繁荣，体现了人类因接触、交流自然而然的融合、借鉴、升华、认同。

　　古代印度宗教逐步东传

　　移民接触和宗教传播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方面。中国对印度文明的了解，除陆路方面之外（印度高僧、商贾来华和中国高僧取经），就海上丝路来说，主要是通过和东南亚印度化国家的民众包括印度移民的接触而感受到的。如《梁书》卷54《中天竺国》记载：三国时，吴国使节康泰出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才知道它是“佛道”所兴之国，以及印度的宫殿“雕文镂刻”，“音乐服饰香华”。这里所说“道”应指婆罗门教。

　　关于佛教的理解，唐代出海归来的义净，在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分析。他“从律的角度”将“共同使用与遵守同一种戒律”，“按照这种戒律的规定而举行出家、受戒等宗教活动”的僧团组织称为部派。（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他所说的四部派，指大众、上座、根本说一切有、正量四部。义净记载了东南亚和中国的流行佛教，说“东裔诸国，杂行四部”，“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然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以来，少兼余二。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少乘，唯末罗游，少有大乘。”“关中诸处，僧祇旧兼。江南岭表，有部先盛。”义净经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在那里学习梵语，他介绍说：“佛逝廊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如在那里学习一两年，是个好的选择。

　　义净的记载说明唐代高僧对佛法的敬重和室利佛逝流行佛法的赞美。印度僧人和中国的僧人海上往来接触，引发的文化交流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唐宋的诗词就受惠于佛经翻译。南朝刘宋的谢灵运，参与了《大般涅槃经》的翻译。他受到佛经翻译时汉语和外来语对比的启发，著述了《十四音训叙》一书，形成了汉语中的“反切”理论，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旷世的影响。“反切”与汉语的“四声”“平仄”，为后世律诗创作提供了声律理论，开辟了唐诗发展的道路。

　　《马来亚的故事》记载说，当第一个泰米尔海员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王室成员、战士、传教士、避难者，他们因战争的影响从印度至此。所以从缅甸到爪哇、婆罗洲、暹罗、印度支那，都成为印度星罗棋布的殖民地和城镇。他们之中一些地方发展成印度教皇族的王国，建有围墙的城市和庙宇。“印度以东大部分居民很快因为贸易而被其统治。他们的贸易和治权以及信仰、风俗因而不断扩展。”（W. S. Morgan, The Story of Malaya, Third edition,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948, p.14）就是说，印度向东移民过程中，殖民治权和宗教传播是同步推进的。

　　如泰马边境克拉地峡各小国一开始就受印度文化影响。《吉打历史》也记载说，考古发现提供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3世纪，印度的印度教持续对其产生影响的充分证据，如5世纪杰纳苏（Geneseo）出土的大象面对印度教女神的赤陶残片。9—12世纪，赤陶土象头神遗物，以及有门廊的砖块的印度教寺庙。（G.M.Khan, History of Kedan, Third edition Printed by Penang Press Co.Ltd. 25 China Street，Ghaut，Penang, p4.）

　　婆罗门教是古印度的宗教，比佛教、印度教还要古老。在佛教、印度教产生后，婆罗门教仍然流行，其许多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佛教。中国史书所指“婆罗门”，既指婆罗门教也指印度教，既指宗教也指人种（印度人）。《隋书》卷82《赤土传》云：“其俗敬佛，犹重婆罗门。”虽然当时对印度宗教文明的了解并不很准确，但已是言之有据了。这正是文明交流过程中对宗教信仰比较模糊阶段的现象，不足为怪。

　　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亚

　　除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以外，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传播。13世纪早期，伊斯兰教即传入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国。伊斯兰教统治北印度之后，14世纪南印度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崛起，维查耶纳伽尔帝国的文化取向表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信仰与利益兼容。维查耶纳伽尔国王和臣民信奉印度教，但不反对、敌视其他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如雇佣穆斯林来军队服役。（Catherine B. Asher and Cynitthia TaLbot, India befor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0）14世纪，伊斯兰教经海上航线，顺利传播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匈牙利东方学家伊格纳兹·戈德齐赫（Ignaz Goldziher）认为，佛教的“神秘思想”对伊斯兰教有影响。

　　苏门答腊的巴赛是东南亚最早的伊斯兰化国家，而后是亚齐、马六甲、爪哇等地。有趣的是，郑和下西洋时，已有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如爪哇，“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般皆精致；一等唐人，皆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日用美洁，多有皈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必然给伊斯兰教的信仰含义带来变化。当时传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信徒较多，他们崇拜的是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当他们向东南亚传播时，已经是蒙古西征灭了阿拉伯哈里发政权之后，穆斯林已不能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在征服中传教，于是苏菲派就采取和平传播的方式。这一背景下，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华人有可能皈依伊斯兰教。但是皈依之后，只能是各取所需，这就带来了跨界宗教信仰的融合、借鉴、升华和认同。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与郑和航行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其他信仰相互渗透并兼容

　　移民、宗教传播时代，其他民间信仰也在碰撞、交流，相互渗透与兼容，这也是文明交流的一个侧面。瑞拉·穆克吉的《全球化的先锋——从古代到现代的港口城市》一书写道：前工业化时代的港口位于近海地区，那里也是历史上的移民居住和被迫流动的地方，因其开放而转变为科学的、知识的、语言的、海关的、宗教的和民间信仰的场所。“十分相似的女神崇拜，保护着航海人民，中国的妈祖，马塔兰；爪哇的腊拉克阇（lara kidu），印度半岛的韦兰康尼（Vailankanni），波斯和孟加拉的卡哇觉·可仄尔（Khwaja Khizr），达里亚乌（darya all udara），还有著名的萨加尔·德夫（Sagar Dev）和索拉什特拉（saurashtra）、印达维语的皮尔金（Pir Jind）和卡奇（Kutch，Gujarat）”（Rila Mukherjee, Vanguards of globalization, Port-Cities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Primus books,2014, P26.）等神祇组成复杂的信仰体系。在港口城市，各社团、人种之间和谐共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祈求神祇保佑海上的安全和贸易、采捕的丰收。

　　移民和宗教传播对文明交流的影响往往有“一闻千悟”之功，人类在接触中，融入文明交流的海洋。

　　海上贸易促进文明交流

　　贸易带来了物质文明的交流，海上贸易对文明交流的影响更大，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唐代广州港、宋元泉州港等处是物质文明汇聚之地。唐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熏炉出，蛮辞咒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全唐诗》卷299）龙脑入药，象牙是工艺品原料。纺织白（棉布）说明唐中后期广州已有棉织业。

　　泉州则是南宋时期中国的棉织业中心。南宋林夙诗云：“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荛叶送槟榔。泉南风物良不恶，只欠龙津稻子香。”泉州是南宋三个市舶司之一，和海外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宋代曹勋有一道奏折说：当时泉州的进口货物价值在三五百万贯之多。其中以苎麻和吉贝（棉花、棉布）为大宗。足见南宋泉州棉织业的发达。海南岛和泉州应是印度棉织文明东渐的中继站。罗宾·马克斯韦尔认为：“整个亚洲，纺织品是最有感染力和魅力的艺术形式，在东南亚特别如此。其在精神和仪规中的重要性表现在纺织品在国家中的使用和在大型神秘、壮丽的宗教礼仪的展示上。”（Robyn Maxwell, Textilies o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published by Periplus Editions （UK） Ltd, Printed in Singapore，p9）

　　东南亚的棉织业来自印度，中国的棉花、棉布早先也来自印度，但中国的棉织业则基于自身历史悠久的丝织业。所谓海上丝路，其实只是学者的符号而已，也可以说是海上棉路、海上瓷路等符号。人们都记得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从海南岛带到松江府乌泥泾的事迹，据我的研究，海南岛棉纺织技术发展的背景是东南亚印度化国家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东南亚印度化国家的棉花、棉布，自唐以来因贸易而传入海南等地。

　　黄道婆归航松江府可能从泉州中转。南宋方大琮说：泉州能织棉布，广州缺少棉织业，所以南船必来泉州。加之泉州是市舶使驻地，有前往海南岛和南海诸国的定期航线，所以黄道婆归航松江府可能从泉州中转。再则黄道婆在乌泥泾“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的记载中，海南没有“捍弹纺织之具”，海南博物馆展出的实物，非当时之物，而漳、泉已有类似纺织机具。（郑学檬：《泉州：海上丝路棉织文明传播的中继站》，《文史知识》2019年第4期）所以，南宋的泉州是印度棉织文明传入中国的中继站之一。棉织文明传入中国，是中国古代衣料供给变化的划时代事件，是海上丝路物质文明传播的大事。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就因殖民治权、文化差异、利益分配、种族隔阂等因素而发生碰撞，甚至战争。这些碰撞会从意识形态、治权、法律、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恰恰只有文明交流的洪流才能荡涤、清除这类碰撞带来的祸害。换言之，只有在文明交流融合中，才能逐渐消除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