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又称对联、对子等，起自五代，盛行于明清，是一种历史悠久、富有活力的艺术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楹联因其雅俗共赏、鼓动性强、易于传播的特征，成为文艺抗敌战线的“匕首投枪”。抗战楹联以救亡图存为首要目的，同时担负鼓舞军民、教化人心的任务，是抗战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人们谈及抗战楹联，往往首先想到其宣传功能和社会价值。但实际上，抗战楹联除具有社会功用外，亦包含多重审美特质。
英雄形象可歌可泣
按照实际用途，抗战楹联可分为述志、悼挽、题赠、庆贺、讽喻、节令、行业等类别。其中，悼挽楹联数量多、比重大，最引人瞩目。相较于传统悼挽楹联，抗战楹联中的“悼挽”对象多为抗战将士、仁人志士。楹联作者通过发掘他们生平的特殊之举，塑造个性鲜明又具感召力的形象，展现战争环境下人物的精神和内在品格，为世人树立行为典范。
1937年10月，解固基率部守卫淞沪战场一线，左臂被打断半截，仍坚持战斗，至死方休。后来，邓锡侯为其撰写挽联：“枕戈以待，破釜而来，撑持半壁河山，黄浦滩头催鼓角；裹革无尸，沉沙有铁，留得一抔净土，青枫林下葬衣冠。”“枕戈以待”的赤诚、“破釜而来”的刚毅、频催鼓角的坚韧显示出解固基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无畏勇气和顽强精神。
领导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范筑先，1938年11月战死在聊城。董必武、吴玉章的挽联云：“三友见精神，松体遒，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香，格高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为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共纾国难绍遗风。”上联用经冬而不衰的松、竹、梅比喻范筑先“格高气苍”，下联以其妻子儿女之“勇武”和投身抗战的献身精神衬托他深明大义、德高望重。
1940年，张自忠在襄阳与日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友人徐燕谋撰写了一副240字长联以表哀悼，上联中云：“自济南沦陷，顽敌若狼奔豕突，海澨被兵，徐淮告警。于时苍头特起，提一垒孤军，力挫凶锋，遂振台庄胜利先声。年来抚绥荆楚，鏖战汉津，少保旌旗，尽识精忠二字，关侯刀环，奚止斩馘万级。今夏寇虏狡滑思逞，亟飞桡横渡，策马直前，方期歼彼丑类，还我河山。”面对“狼奔豕突，海澨被兵”的危局，张自忠卓然自立、岿然不动，“提一垒孤军，力挫凶锋”。“寇虏狡滑思逞”之时，他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策马直前”，其勇毅、果敢、精忠由此可见，令人肃然起敬。
再如，蒋光鼐为十九路军阵亡将士所撰挽联云：“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舒适存为中国赴缅甸对日作战的阵亡将士所撰挽联写道：“好男儿醉卧沙场，何须用马革裹尸，燕然勒石；大孝子致身民族，说什么春闺梦里，无定河边。”（一说为郑洞国所作）这些楹联作品竭力摹画抗日将士的风骨、品性与气象，彰显了他们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和坚定追求。
情思意绪复杂细腻
抗战楹联意欲通过厉声疾呼达到振聋发聩的功效，但其中也寄寓着重大历史变故中的“非常之情”，比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叹息、忠孝难两全的感慨、“抑而不发”的儿女之情及对亲友同胞战死沙场的痛惜等。
九一八事变后，李成岚为徐家骏所作的一副东北山水画题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山河。”上联出自辛弃疾《摸鱼儿》中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下联化用姜夔《八归》中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这副对联既哀叹眼前东三省的沦陷，更借助“集句”，将幽思引向历史上偏安一隅的南宋，与辛弃疾、姜夔产生精神共鸣，联中隐藏着李成岚对国土沦丧的锥心泣血之痛。
抗日战争期间，作家周瘦鹃寓居上海，伺弄花草，售卖盆景，书法家邓散木赠其一联：“个中小寄闲情，待移来五岳精灵，供之几席；此处已非故国，且分取南冠涕泪，洒向花枝。”周瘦鹃身处沦陷区，犹如阶下囚，在表面的闲情背后只能泪洒花枝。有学者称此联“反映了上海沦陷期间知识分子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悲叹”（蒋竹荪等编著《名联鉴赏辞典》），也寄托着他们深深的忧国之思与悲愤之情。
1941年，长沙举行遇难军民追悼大会。会上有一副长联写道：“挥泪叙从头：抗战三四年，吾伯有死，吾叔有死，吾兄有死，吾弟有死，吾师有死，吾友有死，吾徒有死，吾侄有死，到如今五亲离散，六眷飘零，总算为国家尽忠、替民族尽孝；伤心话遗裔：悲愁千万种，饥者无依，病者无依，老者无依，幼者无依，鳏者无依，寡者无依，孤者无依，独者无依，徒令我两鬓枯萧，百忧丛集，真不知何处报怨、到几时报仇。”这副对联从死难者亲友的视角，控诉战争造成的苦难，伯、叔、兄、弟、师、友、徒、侄之死，既为时代之悲剧，也表达出“为国家尽忠、替民族尽孝”的悲壮情怀。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徒留饥者、病者、老者、幼者、鳏者、寡者、孤者、独者“悲愁千万种”，这些生者将面临“无依”的处境和不尽的凄凉。但仇怨、悲怆的情绪下又蓄积着一股“引而未发”的力量，表达了战争中的幸存者欲与仇敌奋力相搏的决心。
戴安澜于1942年赴缅甸与日军作战，为国捐躯。记者陆诒在《殉国的戴安澜将军》一文中说：“对于我们全国的军民，戴师长之英勇牺牲，是一种悲壮的号召。”但对其家人而言，戴安澜的死则更多意味着伤痛。其妻王荷卿撰挽联：“天道无凭世道衰，君斯壮烈成仁，已侥幸簿取勋名，略酬壮志；国难未纾家难续，我忽强肩巨责，应如何侍奉二老，教抚孤儿。”她为丈夫“壮烈成仁”而自豪，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天人两隔的痛苦，及独自“侍奉二老，教抚孤儿”的重担。这副对联道出了阵亡将士殉国壮举背后的亲人之悲、爱人之苦。又如谢宝树在追悼湘北会战殉难将士时撰写的挽联：“波撼洞庭秋，遽怜戟折沙沉，剩有深闺萦远梦；魂归明月夜，对此江流右转，得无遗憾失吞吴。”他称赞阵亡将士的精神“撼洞庭秋”，但也意识到在他们的故土还有爱人“深闺萦远梦”，她们必定望眼欲穿，所以希望逝者能“魂归明月夜”“得无遗憾”。
由此可见，抗战楹联在历史巨变中挖掘人性之光，对举“大义”与“常情”，折射出人心的矛盾和悲苦，其深刻之处在此，动人之处亦在此。
语言风格亦庄亦谐
抗战楹联注重对仗形式和语言技巧，常通过新奇、幽默、别具一格的语言，表现作者的巧思妙悟。这在一些行业联、讽喻联、庆贺联中体现得最明显。
黄天骥在《岭南新语：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中提及抗战时期广州一家理发店门前的对联：“倭寇不除，有何颜面；国仇未报，负此头颅。”理发店的业务是理发，事关人的脸面和体面。这副对联一语双关，将理发工作与除寇壮举、外在颜面与内在尊严融为一体，新颖又精警。
日本投降后，有人撰联庆贺道：“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是三个国家名，下联为三个地名，对仗工稳。同时，名词“捷克”“重庆”又可作动词来理解，整副对联的意思是中国战胜日本，南京重新庆祝成为首都。欢快的表层语义下，隐含着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时，全民族浴血奋战、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的坎坷历程。
类似作品还有很多，譬如“咀郁含辛，味同尝胆；振颓起敝，功足流芳”（香烟店楹联）、“敌寇方张，忍使人为刀俎；沦区待复，莫教地失膏腴”（肉店楹联）、“振作精神，革除国民痼疾；坚强体魄，莫当东亚病夫”（药店楹联）等。这些楹联语言诙谐却不浅薄、言近而旨远，在嬉笑怒骂之间，传达出楹联作者驱除侵略者的热切期望和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美好理想。
与古典诗词相比，楹联更长于通过对比、反衬、转折等方式戏谑地反映现实，同时又因上下联互为表里、散而相连，故能在机警犀利的言语中传达严肃的主旨。
从整体上看，抗战楹联呈现出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王夫之在《明诗评选》中说：“雄不以色，悲不以泪，乃可谓之悲壮雄浑。”因此，抗战楹联才能与抗战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具有抗战诗词所不具备的妙处。抗战楹联承载着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的独特审美体验和文化精神，反映了中国人面对苦难时的感性与智性，含有多重审美价值，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现代楹联创作语言与文体史料整理与研究”（17AZD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