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于诗词学与诗礼文化的研究不可或缺。8月27日，第二届诗词学与诗礼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沪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诗礼文化”成型与当代传承研究等话题进行探讨。

　　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表示，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知识，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诗词、诗礼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中华文化之“魂”。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不同文化交相碰撞，新时代诗词学与诗礼文化研究面临新的课题。

　　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伏俊琏认为，诗礼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具有导向作用，能够丰富涵养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理应大力弘扬和发展。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姚蓉表示，“诗词”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礼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制度。这两者都属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全球的重要软实力。此外，在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古典诗词和诗礼文化的当代传承及现代阐释，为促进当代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加强诗词体式研究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院长曹辛华表示，应加强清代诗学及现当代诗词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现当代，已历经近3000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一切诗歌体式、文学风格、批评理论、文辞典故，都是清诗继承发展、吸收融变的历史凭借。清代诗歌作者与作品的数量都远超前代，其文学成就也越来越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除清代诗歌别集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大量清诗总集文献，了解清代、近现代诗歌面貌。然而，目前对此问题仅有少量的个案式研究。

　　从诗词的古今演变、中外传播来考察诗词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复旦大学古籍所研究员黄仁生提出，词在继承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语言表现的功能，逐渐形成一种与自然语言较为接近的诗化语言，从而使得文学的描写更为细腻。这一方面使词的写作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促进了文学表现中的心理描写。因此，应探寻诗词古今演变的规律与文化意蕴。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教授林良娥认为，诗词在域外的传承值得重视。自近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侨将中华物质文明带到域外，还将中华诗词等传统文学体式在域外发扬广大。如今，马来西亚仍有诗词社存在。这些都值得我们开展广泛探究。

　　中华韵文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钟振振，以“对仗不必拘泥于语法结构与词性，宜分解到单字”这一观点为切入点，提出旧体诗创作应随时代发展不断变革创新。他表示，对仗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法之一，却一直都是“自选动作”，只有到了近体诗里，它才成了“规定动作”。对仗分解到单字，较之仅分解到单词，可能表现得更新、更活、更多变、更有趣。由此可见，旧体诗创作中字面的“工”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能做到单字极“工”，而且在组成单词及语句后又能拉开上下联之间的句义距离，作品的内涵将更加深刻。对诗词体式及作法的研究，是当前学者应当重视的领域，也是传承好诗词优秀文化样式的需要。

　　探索文学早期传播形态

　　礼乐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影响颇深的重要文化元素。伏俊琏认为，广义的“礼”包括民间仪式、宗教仪式，文学的口耳相传主要是通过各种仪式进行的。仪式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体现形式，也是文化的贮存器，是文化和文学存在的模式。原始人在长期的生产和劳动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高度凝练的礼仪，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从文学角度来看，研究经典作品中文学与礼的关系，有利于人们探索文学早期的传播形态及传播方式。

　　《诗经》作为详细描写古代礼乐制度的经典作品，其文学价值不言而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志啸认为，《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一部诗歌总集，记载并反映了周代的文化面貌，其中尤以礼乐文化为典型。礼乐文化在维护周代社会秩序、创建周代社会文明、推进周代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史书明确记载的周公制礼作乐，对打破夏商时代旧有社会秩序、创立周代社会新秩序、巩固周代社会结构、推进周代社会有序发展，乃至对后世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承续、维持以及秩序的建立，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代的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多方面的生动展示，对后代了解和保存周代礼乐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学界研究中国社会早期传统礼乐文化的形成、传播与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论坛由上海大学文学院、诗礼文化研究院、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主办，上海大学教育部“中华古诗文吟诵与创作基地”、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