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是中国学者原创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翻译学理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019年时值我国第一部译介学专著《译介学》问世20周年，记者就译介学的核心理念、研究现状、面临挑战和学术前景等方面情况，对译介学理论开创者谢天振及从事译介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

　　引进“创造性叛逆”的概念

　　传统翻译研究关注的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追求的是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或与原文的“对等”和“等值”。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谢天振表示，译介学引入“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即由于创造性叛逆的存在，译文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它与原文必定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译文不可能等同于原文，因此翻译文学也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从而引出了译介学中“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

　　谢天振表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观点极大地提升了翻译家和翻译文学的地位，并为翻译文学在译入语语境里找到了归宿。同时，译介学站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高度，对翻译的本质、使命、定位进行了新探索。译介学指出，翻译的本质是进行跨文化交际。因此，判断一个翻译行为是否成功，不能只看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还要看它是否切实有效地实现了跨文化交际。译介学的这些理论观点让国内学界深刻理解了翻译的本质，并把传统外语教学中的翻译课教学与当今的职业翻译教学进行了明确区分，让人们看到翻译和翻译研究相对独立的价值与地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宋炳辉谈到，译介学属于翻译的文化研究，但它与传统翻译研究有着不同的语言观。传统翻译理论倾向于语言的工具观，因而往往将翻译看作语言工具的转换。而译介学则视语言为一种文化行为。传统翻译学以“原语—译语”的对等关系为研究中心，而译介学注重翻译事件和翻译实践的文化成因和文化效果分析。此外，传统翻译研究始终将如何翻译作为核心内容，而译介学的研究中心更在于对翻译的历史进行文化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告诉记者，译介学是中国学者创制的第一个比较文学概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亮点。以译介学的名义将翻译学的一部分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较之笼统地冠以“翻译研究”或“译者与翻译”等名目更符合学理。但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价值功能是有限度的。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是 “译介”而非“译文”，关注的是翻译的文化交流价值而非译文本身的优劣美丑，处理的是“文学翻译”而非“翻译文学”。用译介学的观念可以撰写“文学翻译史”，却难以撰写“翻译文学史”。作为译介学核心观点的“创造性叛逆”，适用于翻译的结果，却不适用于翻译的行为过程。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廖七一分析说，译介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介入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的文化时空并进行考察，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也改变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进程和走向。

　　关注现实  指导实践

　　译介学对于比较文学、翻译学、国别文学史和中外文学关系等学科和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宋炳辉认为，译介学是西方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的中国化，也是比较文学的当代发展。它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中，结合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和中国翻译的历史而形成的一种跨学科理论。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关系中，译入与译出明显不对等的历史事实，构成了文化与文学严重“入超”的局面。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传统翻译研究的对等理论无法解释清楚，需要翻译研究的文化理论，即译介学理论给予分析阐释。

　　廖七一提出，译介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不仅能有效解释许多重要的翻译现象，还能将翻译研究的目光引向翻译的现实，关注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传播、影响和意义等问题。同时，译介学能预测特定语境下翻译可能的特征和规律，进而指导翻译实践。此外，译介学还有助于反思传统翻译的评价标准、原则和理念，修正和完善现有的翻译评价机制，进而构建新型翻译批评范式。

　　谢天振表示，译介学的理念比较新，与传统的翻译理念有很大区别。在翻译界，特别是一些有着传统观念的翻译家有时会对译介学的理念不理解。相对而言，比较文学界更容易接受译介学的理念。在国际学术界，译介学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最近几十年来，国际译学界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译介学提供了大量理论资源，直接促进了译介学的发展。

　　丰富译介学理论研究

　　译介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廖七一提出，一方面，存在对译介学的“误读”。有不少人没有系统了解译介学的基本原理，而是对译介学理论做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将译介学视为万能的理论，试图用以解释或解决一切翻译问题，甚至是指导具体的语言转换。今后译介学相关研究人员应从不同的视角阐述译介学原理，积极回应学界的批评，从而促进译介学健康发展。

　　宋炳辉提出，在目前研究过程中，译介学一是要处理好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关系，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各有学术使命；二是深入开展对翻译事件的文化批评，翻译批评不能限于规范性分析，大量的翻译文化批评是推动译介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和前提；三是要加强完善译介学理论，使之进一步体系化。

　　谢天振表示，这些年来，译介学界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译介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今后还应增加与译介学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让更多人认识译介学的理论和独特视角。如此，既可以丰富和深化译介学本身的研究，还可以为相关学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