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莱芜徂徕山的深处，有个叫上峪的小山村。在100多年前，11位普通农民从这里走出山峪，在周村集结，经青岛远赴一战欧洲战场。一战结束，有十位农民回到村子继续务农，而其中一位叫毕粹德的农民死于战火，埋葬在法国北部的博伦考特英国军人墓地。他的后辈直到最近几年才寻找到先人的埋身之处。像毕粹德这样葬身于欧洲西线战场的中国劳工有数千人（据统计，中国劳工失踪和死亡总计约有2万人），但留下墓碑的只有2000余人。

　　欧洲西线战场，是一战中国劳工工作、牺牲之地。在一战期间，有14万多名中国劳工（以下称“华工”）——其中有8万左右是山东人——奔赴欧洲战场，为世界和平和欧洲战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多人都把生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一个普通的山东村落与欧洲西线战场就这样戏剧性却又以沉甸甸的生命代价联系在一起。

　　山东半岛在近现代中西方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战前，德国在山东除了青岛，还通过胶济铁路将势力范围延伸至半岛内陆，获得筑路权和铁路沿线30公里以内的采矿权。除英、德外，还有日、美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插手山东，作为进入中国内陆的战略据点。一战爆发被日本视为进占山东的绝好机会。日本于1914年10月借助英日盟约向德国开战，迅即占领胶州湾并控制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区域。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根源——日本攫取山东的权益拒不归还，巴黎和会列强为虎作伥、强权压倒公理，终于引发中国国民的强烈抗议。

　　但为人所忽略的是，在政治、外交的刀光剑影下，还埋伏着另一条民众参与的线索。14万多中国劳工自1916年下半年起，陆续奔赴欧洲战场，“以工代兵”成为积弱中国争取国际同情、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转圜形式。这是中国普通民众首次大规模以正面姿态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不熟悉一战背景的人，常会把一战华工等同于此前下南洋等民间性劳务移民，其实一战华工最大的不同是有官方背景。当时的北洋政府与法英之间提前就有合约商议，华工是“以工代兵”的形式有待遇保障。据合约看，华工的工资待遇很有吸引力，初期每月合20块大洋（10块大洋发给华工家庭，10块大洋发给华工个人）。

　　多数农民华工是在营生困难的情况下，受高工资诱惑赴欧，同时也有不少文人知识分子（如孙干、顾杏卿等）是为了开阔眼界、学习西洋知识自愿应募赴欧的。另外，以山东人为招募对象，与欧洲西线战场的气候条件、山东人的体质特征等也有关系。大多数山东人身材高大强健，能忍耐严寒，比较适应战场的高强度劳动要求，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以山东人为主体的北方劳工的赴欧行动。

　　威海和青岛是华工出洋的始发港。起初因为英占威海卫的便利，华工待发地和出发港设在威海，后因不在胶济铁路主线上，大规模运输劳工不如青岛便利，就转以青岛为出发港。沿胶济铁路招募的劳工陆续赶到青岛集结，从上海等地招募的技术华工也从海路转运青岛后再出洋。华工集结训练之地是建于1902年的原德华缫丝厂前的一块三角地，离沧口火车站和港口都不远，劳工转运出发非常方便。

　　德华缫丝厂由德国人创办，是青岛最早的轻纺企业。1913年，民族资本家周学熙收购了德华缫丝厂，改名为“青岛华新纱厂”。一战爆发后，周家避难天津，该厂遂被英商和记洋行强占。作为招募华工的主要据点，直到战争结束，经诉讼力争，厂房才得以归还原主。据周氏后人的口述史料，一战期间，华新纱厂有100多名技术工人应募到欧洲西线战场做工，但可惜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技术华工战后的最终去向。

　　如此大规模的华工赴欧，本来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对于华工在一战中的牺牲和贡献却很少提及。这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尽管从个体角度说，大多数华工赴欧是迫于生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和无视他们的贡献与牺牲。如从一个延长的时间线来看，虽然山东权益在巴黎被列强出卖给日本，可这一悬案最终还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得以解决。饶有意味的是，山东权益的收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工的贡献。因此，华工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移民或契约劳工的维度，他们为国家民族和国际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虽不是战士，但却具有与战士一样甚至比战士更重要和积极的和平意义。

　　事实上，华工经过战场的震荡洗礼和参与华工教育，其思想观念也必然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再简单看待华工主体。作为一种积极融入战后国际秩序的方式，华工经由大规模赴欧过程中的文明接触交流，展现了新鲜生动的国民面貌，这无论对于欧洲还是中国民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正如当时参与一战华工教育工作的晏阳初所言，“与苦力相处，这才知道苦力的情形，知道苦力的‘苦’和苦力的‘力’。他们的体力固在吾人之上，而智力亦不在吾人之下，所不同者，只在教育的机会”，“看见如此勤学忘食的劳工，真令我们做大学生的惭愧”。这种思想上的触动，直接引发后来晏阳初终身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康有为和鲁迅等人对华工的贡献都做过较高评价。1918年，蔡元培在演说中提出“劳工神圣”，这也标志着知识精英对下层劳动者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翻转，使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劳工解放色彩，其关联的民族国家叙事与国民意识也具有更新的形式。正是由于中国劳工赴欧的经验，才启发毛泽东等人致力于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欧期间，勤工俭学的学生与华工之间有过密切联系，一批具有进步觉悟的华工受周恩来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成长为早期革命者，如袁子贞、马志远、颜世彬、王清泰等进步华工先后加入旅欧党团组织或中国共产党。赴法勤工俭学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

　　弗兰德斯战地博物馆收集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拒绝签约前后收到的声援电报，其中有一份就来自一位名叫Feng Chi Ling的华工。在电报中他说，中国代表团拒签得到华工的全力支持，如需要他们甚至可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因此，在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刻，除了国内，实际上还得到了跨越欧亚大陆的国际劳工、青年的热烈支持。

　　2018年11月11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凯旋门前隆重举行一战终战100周年国家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多国政要参加。第一次出现华裔少女朗读华工翻译顾杏卿日记的场面，这标志着华工的贡献与牺牲在欧洲主要国家官方得到公开和正式确认。此外，法国、比利时等各国树立了不同形式的华工雕塑，英国也在伦敦筹划设立“华表”，以纪念华工的历史功绩。对中国而言，经由一战的震荡和反思，中国思想文化构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现代国家建设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有了更明确的判断，民众对国家的政治参与越来越普遍，也恰恰在此意义上，现代中国才得以真正确立。

　　历史记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凝聚认同的文化结构力量，因此，如何回顾过去，实际上也关系着如何构建未来。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一战的研究过多集中在上层视角，像国际政治、巴黎和会、战争进程等。而对普通民众的观察和描写，尤其是其中的劳工贡献，仍缺乏有国际价值和历史深度的整理和评价，对一战与中国之间的丰富关联性及其构造现代思想文化的转型意义亦未进行深入发掘。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加强一战的华工研究，以史为鉴，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与对话，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