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被纳入一级学科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历史。目前，学界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探讨尚不充分，如何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方法，吸收借鉴各学科优势，推动研究方法范式的突破已经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此，本期“学术圆桌”从范式创新、学科融合、量化模型三个维度，探讨区域国别学的方法创新与实践运用。
区域国别实地研究的三个关键议题
◇徐秀丽
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莫过于开展域外实地研究。本文将基于笔者已有的域外实地研究经验，探讨其中三个关键性议题：一是域外实地研究与新型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二是域外实地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研究能力问题。三是域外实地研究中参与式观察调研和行动研究两种范式的比较。
域外实地研究与新型知识生产
域外实地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仍然要服务于研究问题的回答，因而如何设问、通过实地研究回答何种研究问题、推动何种知识创生是首要关注。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迫在眉睫，这就注定新时期所推动的域外实地研究要超越传统向外单纯“取经”思维，纳入更多的主体意识和更深入的问题意识。中国学者在“走出去”开展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应不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回望、对比、互鉴和融通中进行新知识的生产和累积，据此建立特定区域与国别的差异性知识和一般性认知，进而指导相应的公共政策与社会实践。
但不得不承认，这一宏观知识诉求上的转向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并不容易。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应具备三个意识：第一，具备全球知识版图的自觉意识，主动超越其隐形的中心—边缘依附状态，以主体自觉和问题意识发问；第二，具备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和理解自身的意识，敢于打破传统窠臼，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第三，具备在实地经验研究之上注重文野互动的意识，努力打造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域外实地研究能够为新型知识生产提供新场域和新载体，是区域国别研究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呼唤。只有走入他者的世界，中国的知识群体才能深刻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才能真正认识自身在全球知识脉络中的格局和位置。
域外实地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研究能力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早期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动力不足、研究组织化程度较低，受制于政府和民间的资金欠缺，资助力量也比较分散，因此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研究者真正系统性、有组织地走出国门，深入域外开展实地研究是近20年逐渐形成的新型研究实践。早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开展“洲际经济”的合作模式，注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相处理念，为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自2002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等陆续推动不同学科范式下的海外田野调查，部分学校还面向全国青年开展了系列海外民族志的培训，许多高校出版了域外实地研究的系列成果，由此积累了中国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人力资源经验。
尽管如此，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行政管理体系、资助体系、发表体系、评价体系等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加速了上述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但必须看到，开展域外实地研究对于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来说，需要具备以下五种能力。一是研究者需要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和历史，并能游走于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制中，具有差异性文化诠释的能力和跨学科知识爬梳对话的功底。二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其在对象国长期停留。三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便能够较好地深入对象国开展实地研究。四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要具备敏锐的安全意识，避免误入当地政局和社会纷争，保证自身安全。五是研究者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以此克服远离母国的内心孤独。以上这些条件都对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提出了比在国内开展实地研究更高的要求。
中国的域外实地研究发展，从20世纪初的“点”到21世纪初逐渐形成“线”，并在近年来初具规模，建设成“面”。但总体来看，中国域外实地研究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刚刚起步，仍有待学人努力和相关政策上的支持。
域外实地研究中的参与式观察与行动研究
域外实地研究要经历进入、融入、脱离三种情境，之后还要在学科规范下撰写调研笔记或民族志，进而形成对某一区域国别及其特定议题的完整学术叙事，这是域外实地研究的基本步骤。迄今为止，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仍面临人文学科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争论，其知识旨趣也面临实践应用导向与理论建设导向之间的张力，但不管倾向何种路径，域外实地研究方法都不可忽视。其中，常见的域外实地研究方法为参与式观察，该方法强调长期浸润田野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异文化的书写，通过文化比照和追根溯源，层层深入，步步挖掘，最终形成某种完整“故事”，达成研究者对于对象国或某一问题的深刻理解。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总结了田野工作中八个要关注的向度，称其为“田野八式”，即心存异趣、扎实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神游冥想、克己宽容以及文字天下，并在此基础上紧随问题意识的线索，完成民族志的升华和新知识的生产。
近年来，发展合作实践的推进不断深入，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主动将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行动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者不再是坐而论道的旁观者和审视者，而是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对象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相较于常规的参与式观察范式，行动研究范式对于研究者综合素质和研究资源的要求更高，研究过程更为复杂，同时也面临更多的争议。行动研究不仅为研究者进入域外田野提供了便捷渠道，更重要的是，该范式还开拓了田野边界，丰富了田野层次，深化了研究者对于特定问题的认知。行动研究范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与基于成熟文本规范的发达国家不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日常实践建制化程度较低，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并非总是可见的文书，而更多的是隐藏的文本，在诸多社会事实被遮蔽的情境下，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其实是很难进入真实田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研究是打开局内黑箱的一把钥匙。
总体来说，不管是参与式观察范式，还是行动研究范式，域外实地研究方式的选择均要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的域外实地研究虽有积累，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设问、如何融入实地、如何文野互动、如何开发有效的概念、如何展开多元的国际对话等等，都有待于学界持续的努力，在边干边学中不断总结提炼。与此同时，如何激励、组织、管理、评价、传播域外实地研究及其成果，推动相关新型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也对我们的学术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
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融合与借鉴
◇王正绪
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是两个密切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学科和学术领域。二者在关注对象、理论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很大的相似性、相互重叠，又有显著区别。正因为二者之间这种相互区别但又十分深刻的相关性，二者可以也需要保持深入的对话与相互学习。本文首先简要探讨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相关性与相互间的区别，然后就二者如何相互结合、相互支持提出几点意见。
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区域国别研究是关注本国以外的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内部的事实、现象、特征、规律、趋势等的研究。换句话说，区域国别研究关注的是某一国或地区内部的问题或现象。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亦是本国以外的国家或政治体、政治行为者。但是，比较政治的研究初衷是指向本国以外的政治现象，并与本国政治现象进行比较。但实际上，比较政治研究现已很少涉及本国政治，而是将中心放在对本国以外的政治现象的研究上。严格意义上说，比较政治只关注本国之外的国家与地区政治领域的研究。当然，相关研究也需要涉及或引入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理论和视角。与之相比，区域国别研究对本国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则是基于更为强烈和突出的跨学科属性及要求。
此外，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最重要的区别大致有两点。一是，相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倾向于聚焦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部的事实、现象、特征、趋势等等，比较政治更强调进行国家或区域间的比较与分析，寻求理解超越具体国家间或区域的相似性、差异性、规律。二是，相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倾向于对一国或区域内部的事实、现象、特征、趋势等进行深入、全面、细致、完整的研究、了解、记录、叙述而言，比较政治更强调通过各国和区域的政治现象的研究，形成超越具体国家和区域，对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具有一般性的、通用的、广泛适用性和解释力的政治学理论或理论发现。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区域国别研究因为对一国或地区内部复杂性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因此对本国就该国或该地区制定政策或发展双边关系应该能提供更多的知识支持。而比较政治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强调“科学化”，强调形成超越具体国家和区域的发现，强调形成理论性发现而不是对具体事实和现象的知识的背景下，为外交和国际工作直接提供决策支持的角色相对较弱。
比较政治研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支持。尽管二者在关注对象、理论和知识建设的目标、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有很大的相互融合、互相支持、共同提高的空间。例如，比较政治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首先，比较政治是寻求超越具体国家、具体区域、具体政治和历史事件的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政治领域所形成的理论性成果和已有的理论性发现，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对具体一国、区域或一组国家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对研究对象形成系统的理解，而不会被纷繁的现象所困惑。比较政治研究对于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议题的覆盖十分全面，也有利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在研究中跳出自己关注的单个国家或区域或具体的政治现象或政治议题，从而极大地拓展自己研究和分析的视野，获得更敏锐的分析视角。
其次，比较政治学已经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这是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可以充分借鉴、加以运用的。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独有的特点或优势。以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方法论上经历了十分快速的发展，而最近十余年来更是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变化。比较政治学一方面得益于社会科学领域总体上的方法论的进展，另一方面也结合自身研究的特点，对小样本案例研究、过程追踪等研究方法或研究设计的运用逐渐成熟。这些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完全可供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在研究各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议题与现象中广泛使用。事实上，许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大都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中接受了比较充分的方法论训练。这一方面为学者们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准备了共同的对话、合作、互鉴的平台。
因此，对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而言，其中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比较政治学者需要把理论建设建立在对真实世界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刻、细致的了解之上。事实上，许多比较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实证政治学研究，都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政治学界整体上越来越强调理论化、“科学化”的背景下，比较政治的学者的研究往往出现理论和模型与具体历史情境和复杂现实脱节的现象。与此相对的是，区域国别研究则要避免沉入过度或仅仅关注单一国家、单一区域或过度强调学者自己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的陷阱里。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当尝试与比较政治学者以及研究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进行对话。
田野工作对区域国别和比较政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似乎已经提上了日程，如建设区域国别研究的博物馆、影像馆、资料馆、数据库等。尽管这类工作会大大助益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但是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年轻学者仍然需要在所研究的对象国或地区进行长时间的田野工作。这牵涉到我国现有的博士生培养体制问题。在现有的博士生3—4年学制里，学生一方面难以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境外进行较长时间的田野研究。换句话说，我国的博士生培养体系中，还不具备广大博士生到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进行较长时间（如半年以上）的田野研究。这是区域国别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科发展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社群应该积极合作、互相学习，共同为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区域国别学中的结构方程模型应用
◇于中根
作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区域国别学本质上属于交叉学科，离不开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支持，单纯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很难满足其蓬勃发展的需求。而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或能较好地融合各学科的方法，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综合的研究思路。
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自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及其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的关系模型，旨在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调节效应、中介效应等，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一种结构方程模型，厘清它们的复杂因果关系，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可以参考的框架和方案。作为一种重要的多元数据研究理论，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对难以直接观测的变量进行测量。这些变量因其不可直接观测性，故名曰潜变量，如工作热情、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认知负荷、智力、参与度等等。显变量则是指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如英语水平和工作成果。前者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直接观测到，后者可以通过计件的方式直接计算出来。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直接观测潜变量，而结构方程模型可以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通过外显指标可靠地测量这些潜变量，并将之与显变量构建相关的关系模型，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便捷手段和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在区域国别学中的理论应用
结构方程模型经常综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高阶因子分析、路径及因果分析、多时段设计、单形模型及多组比较等研究方法。其常用的软件有LISREL、Amos、EQS、MPlus、SmartPLS等。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可以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大块组成。前者旨在探讨潜变量和指标的关系，通过各种统计学指标研究数据的收敛效度、结构效度、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内在一致性等，为验证性因子分析提供统计学基础。结构模型的建构往往着眼于潜变量或显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通过可视化技术、制图技术、残差分析、参数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并用各种统计学指标验证模型的拟合度。
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方法可以解决传统的回归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不能圆满解决潜变量的测量及其指标的误差问题，无法处理多个因变量的情况，无法处理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无法测量潜变量，如幸福感、组织认同感、学习能力等。而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能够测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误差，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并且通过多个拟合指标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拟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规范拟合指数（NFI）、不规范拟合指数（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相对拟合指数（RFI）、均方根残差（RMR）、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等。这些指标可用来衡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
结构方程模型在区域国别学中的实际应用
具体到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依据前人的理论或有关假设，提出一个或数个合理的先验模型，设计相应的调查问卷并采集数据。样本量往往需要达到参数总和的50倍。随后检验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建立测量模型，通过增删或者重组各项数据和指标，使其拟合度达到学界公认的水平。接下来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或经典的模型，将潜变量或显变量之间的关系用软件绘制出来，再输入相关的参数，选择相关的估值法、分析属性、输出指标，最后计算估值、输出模型、检验模型的拟合度、修正模型直至其达到学术界公认的合格标准。另外，在设计问卷的时候，研究者往往可以将最后一题设计为开放问题。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填写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研究者通过定性分析方法，筛选其中的主题，提炼有助于研究的观点，夯实研究的深度，做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弥补纯粹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带来的弊端和不足。
如在经济活动中，研究者可以探讨某种产品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接受程度。如果用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能要到很多国家，逐一走访被访问者，了解被访问者的心理、需求和建议，从而总结分析他们的需求和对产品的满意、接受程度。同时，研究者还要考虑到在调研过程中的文化元素、宗教因素、伦理问题等等，以确保所采集到的数据的可靠性。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者则能足不出户地完成此项研究任务。
研究者首先可以根据前人的研究寻找经典的接受模型，然后根据该模型设计用于该研究的模型，增删变量，设计或改编调查问卷。通过现代媒介，如问卷星等平台，研究者可将调查问卷便捷地发送给被访问者，请其填写，填写完成后可以支付适量的报酬，如此良性循环，研究者应能很顺利、很方便地采集到想要的数据。研究者可以设计开放式话题，请被访问者自由发挥，自由且匿名地写下自己的想法，填完后点击提交，研究者即可采集到相应的数据。如此，研究者节省了大量的差旅费、时间，而且可以极大地扩大自己的样本量，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可以根据问卷完成的时间、完成结果、选项、完成地点、被访问者来源等信息精选所需要的数据，摒弃不合格的数据，使模型的拟合度达到学术要求，从而提高数据质量，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者可以创新前人经典的模型，构建适合自己产品的模型，通过增加或删减变量，构建适合自己产品、文化、风俗习惯等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者将复杂的因果关系、纷繁的人际关系、多元的影响因素融合在一个结构方程模型里，可视化地展现在产品制造商、销售商、文化传播者的眼前，使他们在推广该产品时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断提高产品的被接受度，不断推广优秀的中华文化，不断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了解被访问者的心理活动，匿名填写可以使被访问者在毫无顾虑的情况下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避免面对面所带来的不安和紧张，提高数据的真实度。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涉及历史、文学、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其研究方法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结构方程模型以外，视频分析、话语分析、文本分析、行为分析等也能成为有效的方法。研究者应因地制宜，灵活处置，选择最适合具体情况的研究方法。在采取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方法时，研究者也可能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如被访问者拒绝填写问卷、网络传输数据失败等等。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设计多份研究备案，从容面对、解决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