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爱德华多·萨切里表示自己人生的两大爱好即足球和文学。 资料图片

　　由世界杯带动的足球狂热始终是南美国家别具一格的风景线和亮丽的文化名片，这种狂热随着梅西率领蓝白军团在卡塔尔世界杯夺冠，阿根廷陷入举国狂欢的海洋而达到了巅峰。

　　阿根廷是世界上最早一批引进足球运动的国家，到2023年，阿根廷联赛已诞生130年，是历史最悠久的足球联赛之一。可以说，足球深深印刻在阿根廷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它是阿根廷民族之魂，是阿根廷人民的精神给养，是他们在暗淡岁月中的心灵慰藉。在阿根廷，足球无处不在，据民调显示，每10个阿根廷人有9个宣称自己是某个俱乐部的球迷。足球令阿根廷人自豪，是他们刻进骨子里的热爱，因此也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笔下挥斥方遒的竞技场。

　　足球与文学：从相斥到和谐

　　如今，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足球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基于两者关系衍生出的足球文学体裁成为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诗意化的辩论拉锯战，人们围绕普遍热衷的日常爱好进行富有共鸣且热烈激昂的讨论与对话，通过文学创作和社会学阐释来为足球发声。此时，足球和文学便不分边界地将球迷和书迷彼此融通。

　　然而，足球这项运动在拉美传播和发展之初，就和谐地嫁接在了文学之中吗？事实并非如此。拉美作家群体中对足球的态度既有支持者又有反对者，支持者欣赏足球，并将其变成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资源，反对者则明确表达对足球的厌恶。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2015）以资深球迷自居，写就了诙谐幽默且真挚感人的散文集《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1995），他将对足球的热爱幻化在文风畅快的文学创作中，是足球进入文学的支持者和代表作家。而阿根廷著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则以一句“足球流行，因为愚昧流行”表达了自己对足球的厌恶和轻蔑，他对像足球一样具有煽动性的群体性运动或流行文化抱有疑虑。反对足球进入文学的作家始终与足球保持距离，批评足球是人民的鸦片、是典型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标志，应与文学这等“高雅文化”区分开来，从而保持文学的纯粹性。如此明确的划分，表明足球与文学的关系一开始并不和谐。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界的天平才逐渐向捍卫足球并利用它进行文学创作的一方倾斜，由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阿根廷文学对足球的接受过程亦是如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阿根廷文学主题往往限于爱情、战争、悲伤、政治和死亡，那些本就为大多数精英群体而非人民大众消费的文学书籍逐渐失去了读者，而以体育新闻为主的媒体报道反而吸引了更多受众。为了活跃出版市场，作家们开始翻新花样，扩大作品主题范围，使故事更加多样化。他们意识到：为了尽可能广泛并准确地反映阿根廷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必须触及某些多年前被知识界拒之门外的日常生活主题——足球。

　　最先进行足球文学尝试的是阿根廷散文家、诗人巴勃罗·罗哈斯·帕斯 （1896—1956）。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以笔名“看台黑人”在当时的《评论日报》撰写体育报道。他的足球报道以内容丰富的故事为特点，详细叙述了每场比赛球场内外的场景、声音、布置、狂欢氛围等细节，具有强烈的文学感染力。可以说，足球的世界性流行逐渐丰盈了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实践，随着足球赛事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学也不能再忽视这种在群众中引起如此狂热的表现形式，因此越来越多的作家接受并主动将足球带入了文学世界。60 年代，阿根廷一些开明人士将文学艺术之外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分割出来。70年代，文学彻底打破足球话题的禁忌，转而重视其在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作用。于是，足球作为一种植根于全民运动，代表拼搏精神和团队凝聚力、象征跌宕起伏人生的人类社会活动产物，顺理成章被阿根廷文学所采用，并逐渐发展成“足球文学”这一新型文学体裁。

　　描绘球场故事 阐释沸腾人生

■冯塔纳罗萨故事集《纯粹的足球》 资料图片

　　半个世纪以来，足球如同流淌在阿根廷人血液里的基因一样，成为阿根廷文学的永恒主题。

　　作为阿尔马格罗足球俱乐部的狂热粉丝，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1943—1997）承认自己本想成为俱乐部的9号球员，但由于没能做到，才成为了作家。他出版了足球主题的青少年系列小说《幸福岁月的故事》（1993）和故事集《足球》（1998），汇集了众多情感交织的球场故事。索里亚诺捕捉并描写遥远的巴塔哥尼亚两个失落的城镇之间的比赛，刻画那些被人们遗忘但值得铭记的守门员，描写足球俱乐部的诞生和让人拍案叫绝的点球大赛，构想魅力十足的教练费尔南德斯先生的球场回忆，致敬1942年那场因二战取消而不存在的世界杯，构思卡西迪的裁判儿子用子弹取消进球的瞬间，以及回味马拉多纳以“上帝之手”打败英格兰以报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之辱的神来之作。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足球故事还原了索里亚诺脑海中热血沸腾的球场记忆，他将足间的酣畅淋漓融为笔下挥洒自如的诗意田野，有时他作为人物角色参与其中，与读者一同回味足球带给阿根廷人阳光与阴影并存的记忆。罗伯托·桑托罗（1939—1977）被称为“足球诗人”，他编写的《足球的文学》（1971）收入了不同作者的诗歌、故事和报刊文章，甚至包括球迷的经典歌曲，号称阿根廷制作最完整、最富激情的足球文集。

　　作家兼漫画家罗伯托·冯塔纳罗萨（1944—2007）是罗萨里奥中央俱乐部的粉丝，他擅长在虚构球赛和球员故事的同时，配上妙趣横生的足球漫画。其小说《1971年12月19日》（1982）以罗萨里奥中央战胜纽维尔老男孩的赛事为蓝本，塑造了一个令人兴奋又悲情的故事。为了博得好运，年轻球迷绑架身患心脏病的老球迷观看比赛，而老人因球队获胜激动而亡，却被人们认为是幸福的死亡。作者以主人公的视角暗示了自己也想选择为足球而亡的幸福感，他对足球的狂热可见一斑。该故事被收录在之后出版的书籍《十一对十一：球迷的足球故事》中，另有故事集《纯粹的足球》（2000）等。他撰写的足球故事有趣且感人，其中《疯子坎西诺》中塑造的视比赛为生命、为足球哭泣的主人公让人印象深刻。为了扳回比分，坎西诺在球场全力以赴、声嘶力竭地奔跑带球，却被人们冠以“哭泣的疯子”关进精神病院。人们会为他成功进球而呐喊，也会因他“精神失常”而将他抛弃。冯塔纳罗萨以一个个小人物、一场场小比赛勾勒出自己独特的足球文学世界，让读者跟随起承转合的人物命运和波澜壮阔的赛事，重回足球历史的峥嵘岁月。

　　一种社会文化的表达方式

　　体育记者亚历杭德罗·阿波（1954— ）从1995年起开播名为“满怀深情”的广播节目，讲述阿根廷足坛的辉煌时刻，播出与足球人物的经典访谈，后将节目内容汇编成戏剧作品《足球、故事和拥抱》（1999）和两部故事集《足球讲述故事》（2007）、《倾注我所有的爱》（2010）。可以说，阿波是将足球从阿根廷大众传媒带入文学世界的典范，他力图以广播文学及影像留存的形式将足球运动变为国家文化遗产。在他汇编的故事集中，阿波重温了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1926—2014）在河床俱乐部的光辉职业生涯和他带领国家队赢得美洲杯冠军的巅峰时刻，重温了罗伯托·佩尔福莫（1942— ）通过防守领导球队获得南美解放者杯和洲际杯的时代，回顾了马拉多纳从阿根廷青年人转会博卡青年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的青春年华。阿波通过节目将足球热情传递至家家户户，将球场温情延续至耐人寻味的纸墨笔间。人们逐渐习惯了一边观看球赛、街头巷尾踢着足球，一边高谈阔论赛事状况、欣赏体育报道和足球文学的诗意解读。

　　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谜一样的双眼》（2009）的编剧爱德华多·萨切里（1967— ）是阿根廷独立俱乐部的资深球迷，他明确表示自己人生的两大爱好即足球和文学，足球几乎在他所有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另一部力作《电厂之夜》（2016，该小说中译本荣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中的灵魂人物佩拉西便是一位退役足球明星。作为“以盗治盗”行动小组组长的他，思路清晰、有条不紊，为了实施计划招募队员，他给予队员充分信任并为他们准备救命腰包。萨切里将佩拉西的全局观和战略部署能力归功于足球运动。小说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他对足球的情感和热爱，指出“人会忘记大部分度过的日子：在哪儿、和谁、做了什么……相反，有些时刻永远也忘不了。比如说……和谁一起在哪儿观看了马拉多纳攻破英格兰足球队的大门……”萨切里将对足球的思考带入文学创作，甚至在2018年哥伦比亚波哥大国际书展开幕后，他还以“阿根廷走上球场”为口号，影射“文学走上球场”的创意呐喊，宣示了文学与足球相融相通、互惠互利的关系，认为足球和文学都代表着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它们是两种仪式的象征，是对复杂而难以参透的生活哲理最简化的表达，并应景地组建了自己脑海中理想的作家足球团队。

　　此外，胡安·萨斯图兰（1945— ）的《桌上足球的羽翼：当我们谈论足球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04）、马丁·卡帕罗斯（1957— ）的《小博卡》（2005）以及鲁道夫·布拉塞利（1940— ）的《我们属于足球》（2001）和《亲爱的敌人》（2013），或以足球评论、报道，或以纪实文学、虚构想象等不同方式记录着关于足球、友情、亲情的故事，及其幕后暴力、金钱和权力的制衡关系，让人们透过热血沸腾的球场了解隐匿其后的阿根廷社会、政治、经济及历史跌宕起伏的瞬间。由此，阿根廷人民的足球热情也通过文学的方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表达方式。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