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时期（1919—1938），我们党“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在“两个结合”过程中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因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成立初期，由于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照抄照搬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放弃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轻视土地革命，从而导致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及大革命失败，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中国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由于处处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我们党善于自我反思和总结，在深刻总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具有针对性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宝贵思想。红军长征路上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正确决策，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做坚决斗争的结果。因此，中央红军改变了长征前进路线，转危为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在革命过程中，我们党总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找到与传统文化相贯通的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和思维习惯来表达，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认同，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1917年，毛泽东就说过：“西方思想……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中则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坚持从现实的实践需要出发并以实践为标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改造，从而形成具有典型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创新创造精神。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核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青年与农村》《除三害》《民众的大联合》分别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的作品，它们都是为了启发人民觉醒，从而依靠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群众，依靠人民又为了人民，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发展，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积极主动引领社会思潮，在传播中不断扩大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经历了三次大论战。一是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李大钊深刻地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因为如果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主义，我们就可以设法让要解决的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并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样才有希望解决问题。因此，李大钊说：“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第二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及其实现途径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和实质。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国家、反对专政、主张绝对自由等。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有力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线，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了思想上的迷雾。

　　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没有止境。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历经坎坷和艰难，但始终不断前进，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坚持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历史主动精神的结果；是在前进道路上不断与错误思潮做斗争，积极引领社会思潮的结果。这也是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汉译、传播和接受研究”（18BKS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