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严峻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22年9月出版的《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必须专注于3Is，即投资（Investment）、保险（Insurance）和创新（Innovation），推动世界走出当今困局，迈向更有希望的未来。事实上，早在一年前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极具前瞻性地强调，通过创新驱动，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即迅速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仅一年时间就有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有6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应对短期危机的稳定性保障

　　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再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挑起经贸摩擦，及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可持续发展不断遭受冲击。作为应对危机的中国行动，全球发展倡议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和保障因素。

　　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危机是遭遇冲击后的不进反退。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GDP增长率为-3.3%。尽管2021年大幅反弹至6.0%，但国家间增长极不平衡且增长基础极不牢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类发展指数连续两年下降，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大多数国家自2016年起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化为乌有。《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全球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已经连续两年毫无进展；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减贫成果至少倒退4年；疫情暴发前，预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到2022年底为5.81亿，但目前看来这一数据至少在6.57亿以上，即疫情至少导致7600万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

　　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危机在于全球团结共识的大幅削弱。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克时艰”不同，美欧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政治化操作，极大地破坏了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团结意识。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待外部世界的包容度持续下降，推动大国战略竞争的决心日益坚决。尽管政策策略有所调整，但拜登政府仍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决心和战略逻辑。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也明确强调，当前全球正处于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时刻，“新常态即将来临，新冠即是预演”。这个“新常态”便是，人类正进入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成为塑造地球未来的主导力量。这个世代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加强国际团结。2022年，联合国《人类世背景下人类安全的新威胁》特别报告再次强调，在人类世时代，各类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呼吁一个管理全球挑战的大胆议程，其关键是实现整个国际社会的大团结。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行动导向，以“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为指导思想，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全球治理观，为缓解当前可持续发展危机提供了重要且稳定的保障。正如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推动全球发展旨在“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管理中期风险的确定性投资

　　联合国《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强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连续两年毫无进展，并寄希望于2023年举行的中期评估能够实现重启。作为化解风险的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可为风险管理注入可见的确定性。

　　尽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欢迎，但其落实进程明显过于缓慢。早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曾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在全球、地方和人民三个层面上启动“行动十年”。但“行动十年”尚未真正开启，新冠肺炎疫情就突然暴发，为议程的落实带来重大影响，不仅吞噬了此前四年的减贫成果，更是扰乱了92%国家的基本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的前景较为暗淡。

　　更为严峻的是，大国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意愿明显降低，供应赤字明显扩大。比较美欧大国在2008年和2020年的援助贡献可以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对外援助水平明显提高；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述国家的对外援助水平明显降低。需要指出的是，在两次危机中，西方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高低，均源于对危机爆发后的利己性自救而不是利他性救援。

　　在援助之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同样表明美欧无意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前FDI不仅资金总量不足，而且地区和国别分布极不平衡。欧洲、北美和非洲增长最快，分别达到171%、145%和113%，但所获资金总额存在重大差异：欧洲从810亿美元增至2190亿美元，北美从1740亿美元增至4270亿美元，而非洲则从390亿美元增至830亿美元。这意味着，非洲尽管增长幅度很大，但所获资金仍然很少，仅占全球的5.25%。同期，发达国家从3190亿美元增至7460亿美元，增长134%，而发展中国家则从6440亿美元增至8370亿美元，仅增长30%。资金流向的高度不平衡意味着资金缺口更大的地区和国家将面临更大且将持续拉大的资金缺口，明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为化解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期风险注入了强大的确定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强调的，全球发展倡议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旨在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促进长期发展的创新性思维

　　人类进步很大程度缘于克服危机过程中的创新，特别是理念或思想创新。全球发展倡议是促进发展的中国智慧，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性的战略思维。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追求是实现个体价值和尊严。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一直强调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GDP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模式对个体价值与尊严、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淡漠。由此而来的是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为核心的替代模式的兴起，人类安全是其重要的概念基础。受发展水平限制，人类安全概念最初仅聚焦免于恐惧和匮乏，关注物理安全和物质安全。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最基础的生存和生活不再困难，人类开始更多思考生存与生活的质量问题，个人价值与尊严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联合国又为人类安全概念补充了“心理或身份安全”，即“免于屈辱”，强调人类安全包括人民在自由尊严中生活，拥有免受贫困和绝望之苦的权利。

　　实现个体价值与尊严的根本方法是鼓励乃至维护发展的多样性。长期以来，西方试图通过全球化将单一性强加于整个世界，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出安全和治理优先的“现代化”处方。事实上，正是这些“处方”让后者陷入“欠发展”怪圈。其根本逻辑在于，设法诱导发展中国家将有限的资源主要投入不具备再生产能力的安全和治理部门，最终导致具备可再生产能力的发展部门所获资源极其有限，发展、安全与治理难以形成良性循环。相比之下，中国并未遵循西方“现代化”处方并坚持发展优先，实现了发展、稳定与改革的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贡献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为探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创新思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的，“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作者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