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席教授职位在威尔士亚伯大学设立，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虽然学科历史只有100年，但是显而易见，人类更多思考的是国家间政治。所谓“治学先治史”，国际政治思想史即便不成为一门显学，似乎也应在本学科的基础教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弗兰克·罗素在其著作《国际关系理论》中就提出，思想史的写作无人问津，直至90年代末，几代学者又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以相似的话语反复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领域在学科内始终得不到重视。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虽有长足发展，但其质量和数量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其他领域很难相提并论；与此相应，国际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在国内外本科修读计划中仍然相当少见，更是难被列入必修科目，这与政治学以政治思想史作为基础课程的惯例大相径庭。

　　诞生仅百年的国际政治学，为何要回溯人类数千年的思想历程？马丁·怀特在60年前撰写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便思考了这一问题。怀特此文，不仅仅是对学术史的梳理，更是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本质和研究取向的深刻反思。因此，我们如果要再次讨论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和得失，也应当有着这样的学术关怀和学科立意。以下，笔者将从“国际”“政治”“思想”三个关键词入手，对这一领域提出自己的见解。

　　研究的本体

　　英语中的“international”（国际）一词产生很晚，在18世纪末才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发明。不论就其构词形式还是创制年代而言，它都明显地指向拥有主权、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点也正是始终困扰着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只是人类历史上的短短一环，如果只是囿于词语本意，我们的视野就不会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就会带有历史的偏见。例如，对罗马帝国等非主权国家体系时期的思想一笔带过，对与主权国家体系形式上相似的古希腊城邦和春秋战国时期则削足适履。结果便如英国学者基恩所言：“大多数关于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将当代的观念投射到过去。”这样，思想史的研究就会让过去的思想家成为解释当下问题的“智库”，却忽略了他们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同时，这种“以六经注我”、用历史固化现实的做法，也忽视了民族国家体系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反之，我们所应当做的，是探求历史上的人们如何界定自身所属的共同体，又如何思考“我们”与“他者”的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和关系。这样的共同体，可以是现代民族国家、可以是帝国、可以是城邦，也可以是宗教和文明，这样的“国际”就更为接近“inter-state”（国与国之间）的概念。由此，我们才能将历史还原到历史，重新审视传统研究中被忽视的时期，也才能真正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非西方的国际政治思想史，而不必依照民族国家的标准进行剪裁和比附。这种“国际”观，也能使我们将民族国家体系视作历史的产物而非永恒的存在，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其发生、发展的思想基础。

　　研究的视野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之后的几百年中，生存是主权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任务，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了极致，而后者正是国际政治学科诞生的背景和理由。由此，在国际政治学科中，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就等于“活着”，战争与和平是第一要义，国家间政治就是为权力、安全和利益而斗争。如前所述，由于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往往“将当代的观念投射到过去”，这种政治观也就常常主导着对思想的溯源，如怀特所言：“（国际理论的）一切，都是关乎生与死、国家之存与亡的终极经验。”

　　然而，“活着”固然是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就其根本而言却并不是政治的全部，更不是古典意义上政治的本质。若只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政治认知作为研究国际政治思想史的概念框架，我们的视野就会受到极大的局限。例如，我们会忽视世界主义这一贯穿西方思想史的重要传统，也只会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读到权力转移之争，而不是更为深刻的主题。简言之，在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应该只关注作为生存的政治，即在野兽般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如何胜出，也需要涵盖作为生活的政治。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追溯“政治”概念的本原，不论西方式的作为城邦公民公共生活的“politkos”，或是东方式的“政者，正也”，最终指向的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作为结群生活的动物，人类最广大的社会形态，是表现为国家/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世界本身，由此，国际政治研究应该承载起对人之存在和人之命运的终极关怀和追问。然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中，这一领域却几乎是一个空白。在政治之“术”的视野中研究思想史，让古代的思想家来解决当代的问题，也许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相反，在政治之“道”的视野中研究思想史，我们却有可能为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国际政治学科本身都带来新的立意。

　　研究的路径

　　我们要整理和诠释人类历史上对国际政治的思考，就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思想的载体、哪些是重要的文本，以及“思想”的研究包括哪些资源。目前国际政治思想史的主流叙事方式，仍是较为传统的“列举人头”法，摘录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关于国际政治的文字，按照时间排序依次讲解。这当然不乏合理之处，然而其缺陷也相当明显。

　　首先，就国际政治的思想史而言，我们从中难以见到主体性和独立性。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对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名人录的照搬或者微调，其中很少有思想家以国家间政治作为自己关注的主要内容，学者们从他们的经典之作中寻找片段，却往往让人觉得，国际政治思想只是哲学和政治学的附属物。在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却有可能专精于国际政治。例如，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辞就是国际政治思想的重要文本，但在研究者中却很少得到重视。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或许是确认经典作品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的思想谱系，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思想史。

　　其次，就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而言，这种“列举人头”的方法，只是“思想家的历史”，似乎他们构成了自古至今伟大的思想之链。按照国际政治学的传统叙事方式，这些彼此相距千百年的思想家还可以被组合成各种“学派”。除了克努成、基恩等少数学者之外，很少有人以历史本身为线索，将思想家置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国际政治思想语境中予以考察。事实上，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思想史研究中，对此种路径已有不少反思，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借鉴。其一，是对失败者或少数派的重视，即通过对历史上关键时刻的“重访”找寻“执拗的低音”。在权力政治等国际政治思想的“主旋律”之下，我们要探究何种声音曾被压制以及为何和如何被压制。例如，对一战之后的所谓“理想主义学派”的再研究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主题。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构建一个“复调”的思想史图景，而非让思想史研究成为对国际政治理论中主导观念的自我重复。其二，要重视文学、图像、音乐等资料。这些文化史、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在思想家的文字之外，构成了广义上的思想史文本，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起社会生活场景，使更为立体、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写作成为可能。

　　综上可见，国际政治思想史是一个重要却未被开垦的领域。在国际关系学科开启新的百年之时，我们能否在对数千年思想史的回首中凝视未来——不是为了证明当下的理论和现实，而是在国际政治中思考人类恒久的存在。怀特提出：“除了对人类命运的沉吟低回之外，并无国际理论。”我们更期待着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对此进行阐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