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碑记：串起丝路大道城乡网络的历史坐标
2020年04月02日 00: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日第1899期 作者：张萍
筑城碑记是城池建筑与修葺过程中，各地所建的功德碑与大事记，大多由地方政府邀请当地名人记事。由于碑记多系亲历者所述，记事翔实，内容可靠，史料价值较大，可谓城池修筑的第一手资料。筑城碑记或摹勒刻石，以碑刻存世，或撰成文章，以文献保存，对研究中国城池发展史、城镇形态以及城镇社会变迁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两代遗留下大量筑城碑记
我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是丝绸之路交通往来的主动脉，这里很多区域农牧交错、民族众多，各类人员间的贸易、交流频度高。出于防卫的需要，大多聚落筑有城墙。民国时期秦翰才曾记述，“便是一个平常的村镇，也往往建有很好的城垣。原来西北自古是边塞，为防异族的侵入，攻守之具不能不力求完备”，筑城就成为聚落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的聚落城墙厚，结构复杂，攻守之具完备，再小的堡寨也将筑城视为聚落发展的一件大事来做。因此，西北地区遗留下大量筑城碑记，主体为明清两代。据现有资料统计，能够完整保存于世的明清民国碑记共计267篇。其中多数为碑石，但由于历年战乱、兵灾，毁佚严重，目前留存于世可以收集到的碑石仅31方，其余多数保存在各府县地方志或个人文集当中。目前，从个人文集及地方志等文献能够整理出相关筑城碑记仍有236篇。如果按省域分区来统计，碑记数量最多的为陕西省，共计140篇；甘肃次之，共计97篇；青海11篇，宁夏13篇，新疆6篇。这些整理出来的碑记资料，大多具有时代的连续性，且均可以翔实复原地理定位，是串起近六百年丝路大道——西北区域城镇与村寨网络的重要历史资料。
近代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总体格局大抵奠基于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于广袤的西北地区建立陕西布政司、都指挥使司与行都司。督指挥使司与行都司实行卫所建置，半军事化管理。伴随州县、卫所建置的完善，西北地区人口、交通与聚落不断完善。据《明史·地理志》统计，明代陕西布政司下辖8府21州95县，除此之外尚有陕西都指挥使司，下辖实土10卫5千户所，大体包括今天的陕西、宁夏两省区及甘肃东部地区。陕西行都司的前身为洪武七年（1374）设立的西安行都司，至二十六年（1393），行都司的辖区才基本稳定下来，拥有12卫、4守御千户所。
筑城碑记记录诸多社会历史材料
明代卫所分布较广，聚落大抵以城、镇、堡、寨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今榆林境内长城沿线的较大堡寨就有39个，宁夏卫较大堡寨88个，固原卫45个，其他镇卫数量都不少，清代虽有发展，但基本结构继承明代。这些以城墙为标志的聚落构成西北地区的社会基础，西北筑城碑记对这些历史坐标记录完备。
（一）明代西北筑城碑记最具特色的要数甘宁青三省区，今天能统计到的共计67篇。这一区域在明代主要以卫所建置为主，多数城池修筑与卫所营堡构建相始终。在现存的明代碑记中，很大一部分是卫所营堡筑城碑记。如青海省：嘉靖年间都御史许宗鲁撰著的《重修西宁卫记》、万历四年（1576）参议张问仁撰著的《重修西宁卫城记》，是对西宁卫城二次重修的详细记录。以其与万历年间马自强撰著的《固原镇新修外城碑记略》、同期崔镛撰著的《砖修榆林镇城记》相互参证，可以看到明代镇卫城池修筑的一般规模、基本结构与背景信息。而兰州市区等地保存下来大量营堡修筑的碑记资料，包括修筑金城关关城、西古城、哨马营、大岔口堡、三眼井堡、永泰城等长城附近的关城与堡城。这些碑记详细记载了城堡的修筑时间、地点、规模、过程、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军事地位，是难得的研究明代军卫的一手资料。
（二）筑城碑记多具有连续性，将这些连续的碑记缀连起来，就成为当地城镇发展、社会结构复原的一个基本依据。如今甘肃天水市，明清两代共留有筑城碑记7方，从西宁卫到西宁郡，共留存筑城碑记4方，庆阳5方，陕西的鄜州（今富县）4方、榆林7方。
以明清时期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为例，7方筑城碑记分别撰著于明嘉靖（2方）、万历时期，清顺治、同治、光绪以及民国时期。这7方碑记对城池修筑的过程、规模、用料等都有较详细的记录，历次增修所体现的城镇职能分区记述尤详。据这7方碑记我们复原如下：秦州古名成纪，位于今甘肃东部，渭河及其支流横贯其中，农业与交通都比较发达，因此开发历史久远。宋以前此地即建有一系列堡寨，元末多毁。明太祖洪武年间修筑秦州卫城，城址建在渭河支流藉水河谷的北岸，也就是后来的“大城”，卫城之内以储军，随着地域经济开发，吸引了周边民户定居，民户聚居体首先在大城的西侧形成，且多从事商业贸易，至明中期，以至西郭之民“倍于城”。这样就形成大城之内以军卫人口为主，而西郭主要集中民商之人的城镇发展格局，秦州的经济重心也自然汇集于西郭。
嘉靖年间，蒙古军队一度攻入兰州西郭，“秦陇之间戒严”，于是秦州开始增筑西郭城，至明末形成东西五城，分别为大城、中城、东关城、西关城、小西关，小西关内建有规模宏大的伏羲庙建筑群，因此也称伏羲城。由秦州城市格局的变迁来看，从卫所到州县，由五城职能各异，至统一的天水市建置，这中间的变迁既反映了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对于研究明代军卫制度、清代人口职能分区、抗战内陆经济发展都有参考价值。
（三）清代西北筑城碑记从数量上统计略多于明代，由于此时西北地区不再是边防重地，州县设置取代了明代的卫所建置，各州县经济与社会管理整齐划一。因此，各县的修城记也很整齐，时代特征很明显。与明代相比，大规模的城池建设工程少了很多。清代西北地区州县修城的频率增加了，但工程量多数减少，持续维护是主要的修筑方式。这样，维护城池的资金来源也形成多种渠道。士绅与官商捐资成为修城的重要资金来源，留下了大量商户捐资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西北地区城镇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甚至有些村堡都留下了这样的商业史资料，十分难得。
（四）筑城碑记所记城镇资料结合堡寨定位、遗址、考古文献，我们已将之建成城镇历史地理信息（GIS）数据库，为未来该地区城镇发展与遗产保护都将提供非常重要的数据支持。
城镇堡寨是这一地区非常重要的聚落形式，这些聚落实体构成了区域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是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实体最基本的外在形态。而筑城碑记是对这些经济实体成长过程最详细的记录，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中间的政府运作、民间投入、人口迁徙、交通构建、经济成长，这也是丝路沿线社会文化形成的历史写照。通过运用如今的地理信息技术，甚至可以精准地将它们复原到地面之上，成为研究丝绸之路社会变迁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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