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学试图挖掘被湮没的“媒介”之意义，却在挖掘前现代“媒介”时遇到了方法论问题：在用现代术语分析前现代时，如何避免把现代的观念强加给前现代？比较极端的做法是，在论述过程中严格区分狭义上的现代电子技术和广义上的中介概念。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是，在描述前现代时使用“文化技艺”术语。
近年来，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逐渐成为国内文化研究、传播与媒介研究等人文学术领域的关键词之一。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场域，媒介考古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纲领，只是一种松散的方法论取径。总体而言，媒介考古学反对把技术演化看作直线进步的过程，主张重新发掘演化中的中断乃至退化；反对编年史式的历史书写方式，主张直面媒介史中的断裂与非线性轨迹。媒介考古学并非对逸闻轶事的考据癖，而是从另类的、未完成的对象中寻绎种种可能性，这些脱离连续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可以预示未来媒介发展的可能性。学界通常将电影考古学（archaeology of cinema）、以基德勒（Fredirch Kittler）为代表的媒介物质性研究和以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为代表的媒介变体分析作为媒介考古学的三种基本理论资源。同时，媒介考古学内部已开始反思其理论范式，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媒介”一般特指现代传播媒介，在前现代（premodern）并不存在，那么对之前不存在的概念进行“考古”的学术取径是否合法？这是事关学科合法性的关键问题。
前现代媒介观念存在争议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理解为传播媒介，但史料却表明，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有将报纸理解为一种媒介的想法。也就是说，尽管面向大众的“小报”可以追溯到1529年，但彼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传媒观念，不会像我们今天理解电视、网络那样理解报纸乃至羊皮纸、石刻等。
至少在16—18世纪这一段时间里，把印刷品当作传播媒介的观念虽然可能存在，但没有流行开来。虽然维尔金斯（John Wilkins）在《论象形文字和哲学语言》（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1668）中提出，口语、文字是两种不同技术形态的沟通手段，已十分接近将口语和文字作为传播工具的现代媒介观念，但这仅为个案。彼时的人们更多用“技艺”（art，不仅指诗歌、音乐等fine art，而且包括语艺、逻辑和辩证法）来形容口语、文字乃至报纸等表达形式。比如，活跃于18世纪中后期的孔多赛仰赖“技艺”这一术语描述印刷的影响，把印刷形容为一种将知识之光洒遍世界的“技艺”。
从词源上看，拉丁词medium早已有之，可以指中间（middle）、中位数（median）、手段（means）、居间调节者（mediator）乃至“在之间”（inbetweenness）。然而，这一概念要么形容中介物（可包括空气、媒人和虚空等），要么表示心灵性、宗教性的中介关系，与现代意义上信息储存、处理和传输之介质的媒介观念相去甚远。为避免将现代媒介观念生搬硬套到前现代，在关于媒介性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mediality）中，会区分狭义上的现代电子技术（media sensu stricto）和广义上的中介（media sensu lato）。
媒介考古学代表学者之一恩斯特（Wolfgang Ernst）提出，要将“媒介”术语严格限定在现代电子技术上，中世纪根本没有媒介。不过，这一提议没有得到普遍赞誉。一种反对的观点是，将中世纪视为无媒介性的时期，只会强化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分裂。可站在媒介考古学的立场上看，媒介考古学本身就强调前现代和现代的断裂与差异。另一些人的反对意见更为切中要害，他们认为中世纪史和早期现代史研究不需要争夺“媒介”术语的使用权，因为媒介史研究者当然可以用自己发展出的媒介概念回看以前的历史，当然要用新的概念工具从事历史研究，而不是只用过去的语言讲话。比如，为强调传播媒介的物质性，基德勒就曾总结出两种理解书写媒介（medium of writing）的方式：一种将之理解为由各种各样书写形式组成的意义符号系统（文本）；另一种将之理解为作用在物质基质（material substrate）上的信息储存与传递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在使用“媒介”术语前对术语的内涵加以规定，完全可以用来研究前现代的“媒介”。
“文化技艺”调解前现代媒介研究纷争
恩斯特将“媒介”术语严格限定在现代电子技术上的提议，虽然过于激进而难以被采纳，却并非毫无意义。这能够提醒研究者注意，许多与媒介相关的观念如信息、传播等，同现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观念完全不同。比如，中世纪的“信息”是指将形式赋予质料；中世纪修辞学、政治学和神学经常讨论“communicatio”（英文communication对应的拉丁文），但并不指符号互动、对话或认同。如果在不加规定的情况下，用现代人的惯用语汇描述前现代，势必引起混乱。
为避免在研究前现代时使用“媒介”术语引起偏差，媒介考古学从德国媒介理论引入了“文化技艺”术语，用来特指前现代的“媒介”。鉴于某种文化技艺实践，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序上，都必定先在于相应的定型观念。比如，绘画实践先在于美术，印刷实践先在于大众传播观念。那么，采用“文化技艺”术语，不仅可以有效避免直接使用后发的“媒介”术语带来的论述上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可以更恰当地形容媒介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非定型、非常规的文化实践。我们试举一则中世纪的案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1453年，为更好解释神秘的神学，库斯（Nicholas of Cusa）在《论上帝之像》（De visione Dei）的前言提出了一个实验：第一步，将一个圣像（religious icon）挂在墙上，三个僧侣从前方和侧面对其进行观看；第二步，让他们一边盯着圣像的眼睛，一边绕半圆走动；第三步，让他们讨论这次实验的体验。这套新的观画方式只是历史上的短暂一页，没能成为后世的模范或常规实践，也未能获得固定的概念称谓，我们暂且称其为“库斯实验”。显然，同样是看圣像的实践，库斯实验与站在最佳视角观看的观画实践不同。占据最佳视角的观画实践是一种常规实践，其预设是，如果站在不佳的视角，就无法准确领略到画的内容。最佳视角式观画实践的焦点在于画上的内容。而库斯实验并不关心圣像上画了什么，他让僧侣在绕半圆走动的过程中盯着圣像的眼睛，很可能是认识到占据最佳视角的观画实践很容易让观者仅停留在画的表面，而难以“超越”画面进入“上帝”之域。换一套观画方式，即施展一种新的文化技艺，这种新的实践方式让僧侣们时刻凝视圣像之眼，同时也为圣像之眼所凝视，从而使观看者与“上帝”间构成了相互凝视的关系。如此一来，库斯实验成为“超越”画面的实践。
在当时，库斯实验是一种非常规的观画方式：圣像还是同一个圣像，可不再是最佳视角的焦点，而是融入独特的集体观看实践；从历史来看，这样的实践也从未成为常规的宗教活动。然而，正是非定型、非常规乃至失败的技艺实践，刺激着技艺的变体乃至生成新的实践方式，从而使那些留名青史的技艺得以可能。“库斯实验”等被湮没的尝试，恰可被称为媒介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技艺”。
“文化技艺”
开拓前现代媒介研究新视角
媒介考古学试图挖掘被湮没的“媒介”之意义，却在挖掘前现代“媒介”时遇到了方法论问题：在用现代术语分析前现代时，如何避免把现代的观念强加给前现代？比较极端的做法是，在论述过程中严格区分狭义上的现代电子技术和广义上的中介概念。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是，在描述前现代时使用“文化技艺”术语。
形形色色的文化技艺实践未必构成历史事件，甚至未必定型或常规化，却可能无意中开启了现代媒介技术之门。这些被媒介正史遗忘的文化技艺，正是有待媒介考古学开掘的宝藏。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建构出一条另类的媒介史，一条充满中断与跳跃的文化技艺演进之路。引入“文化技艺”术语对前现代进行媒介考古学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如今异彩纷呈的媒介技术如何生发于历史中的另类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德国媒介哲学研究”（19CXW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